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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明俸


  就在陈云甫对这都察院一切都好奇的同时,那司务官时溥也在好奇陈云甫。

  这位,也未免太年轻了吧。

  能有个十五、六岁?

  这位跟邵御史得是多近的关系啊,才能这么小的岁数送进都察院来。

  虽然说就是一个刀笔小吏,不入流的身份,但不还有那么句话吗,叫做宰相门前七品官。

  同样是吏,都察院的吏和地方县衙的吏哪能是一个级别。

  都察院作为大明中央机关之一,署理天下一应官员的弹劾、检举、稽核工作,与吏部一并行使京察权,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实权机关,却仅仅只有两百多名吏。

  这和六部、大理寺可谓是天差地别。

  六部中最轻松的礼部,都有上千名吏。

  毕竟清吏司是最需要用人手的部门。

  时溥没有主动去打探陈云甫的底子,他就是一个从九品的司务官,在京城这地界和平头老百姓没区别,天子脚下世家无数,哪家的公子都得罪不起。

  总之心里只要记住这陈云甫也是他惹不起的主就成。

  反正都察院两百多个小吏中有一大半是关系户,也不差多这一个两个了。

  “咱们都察院呢,地方大但事少,你来到之后也不用担心,真有个什么不懂的,问邵御史即可。”

  时溥带着陈云甫简单认识了一下这都察院的布局,又逛了一遍内院,也就是宿舍区。

  “平日里要是累了乏了,可以在这休息,不过咱们都察院除了办案子的时候,这内院基本没人住。”

  时溥笑了笑,说道:“毕竟都是京城人士,下了值还是家里睡着舒服。”

  念叨了这一句之后,时溥又顺口问了陈云甫一句:“云甫住在哪?”

  “里仁街北三甲。”

  时溥抽了下嘴角,呵呵干笑两声:“好地势、好地势。”

  里仁街北三甲,邵御史家不就住在那,东西首尾住下的貌似就没有一府是小于四品的吧。

  脑子里疯狂运转着,时溥联想到京中几个姓陈的显贵。

  “时司务,下吏我应该到哪里去报道?”

  陈云甫说的有些拗口,他不太明白在明朝的时候,报道这个词的意思应该怎么表达,索性就直接拿来用。

  “哪里都不用去。”

  时溥倒是能听明白,直接给了答复:“平时呢经历司就最忙,照磨司就最闲,不过咱们都察院的胥吏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咱们具体的工作干的其实并不多,主要还是待命。”

  “待命,待谁的命?”陈云甫眨眨眼,一时难悟。

  “御史堂官们的命呗。”

  时溥言道:“不过说是这么说,基本上你是遇不到几次的,御史们哪有功夫来咱们这发号施令,别看御史堂官们是咱们都察院的上司,其实这地方他们不怎么来。

  真有什么事,也是葛经历带着卷宗入宫呈禀,我在这干了十几年,就见过一任都御史大人,现在咱们头上这位左都御史詹徽公,我可都还没见过呢。”

  都察院,这么闲的吗。

  陈云甫眨眨眼,有些不可思议。

  这么一说,这都察院岂不成个清水衙门了。

  不对,准确来说,清水衙门的是都察‘外’院。

  皇宫里的那个都察‘内’院可不是什么清水衙门,而是实打实的权力机关。

  这时候陈云甫才明白过来,自己这是把都察院给误会了。

  潜意识里,陈云甫总是把都察院和后世的检察院联系到一起,以为都察院要行使的实际职责很多,但现在看来,都察院唯一行使的职责恐怕不是对天下官员的监督职能,而是单纯作为一种党争的武器而已。

  这个外院受理来自各省地方的弹劾检举,然后经历司将这些弹劾收集起来送进位于皇宫的内院,交到那一群高高在上的监察御史手中。

  至于这些御史拿到之后,会如何向各自背后更大的党派魁首汇报,有或者如何进行党同伐异的攻讦争斗,那就和他们这个外院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为都察院本身并不具备侦办案件的权力。

  都察院能拿到手里的只能叫线索,线索只有经过侦查和事实验证后才能叫证据,查证权在刑部呢。

  御史们捕风捉影,刑部的司官跑断两腿,朝堂打成一片,皇帝从中取利,平衡各方的同时稳定统治结构。

  这大概,就是都察院本身存在的唯一价值了。

  想到如此,陈云甫满腔的斗志稍稍有些退却,他兴致勃勃而来,还以为能参与到即将发生的郭桓案中呢,可如今一看,这郭桓案和他怕是没什么关系了。

  除非,都察院拥有独立的侦讯权和自己的一套侦讯班底!

  可这种事也就只能想想了,陈云甫自己都摇头。

  此事和邵质说可没用,别说邵质了,就算和那位未曾蒙面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说也办不成。

  除了朱元璋。

  陈云甫可没那么不知好歹。

  还是老老实实干好自己的份内事吧。

  别看都察院闲的生疯,但薪俸却是不低。

  “年俸二十两,其中十两给的是现钱,十两拿实物折抵。”

  听到这个数值,陈云甫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

  “那么多?”

  明朝的官员俸禄情况一直为后世人所诟病,因为觉得实在是太少了。

  比如最低的从九品官员,每个月只能领取五石大米或选择年俸二十八两。

  但真的低吗。

  先不说明初的物价贵贱,先说五石米的月俸。

  明朝一石约合九十四点四公斤,五石便是九百四十斤重。

  如果这个从九品的官员是一家五口的情况下,那么每个月能吃掉两百斤米吗,就算能,余下的七百多斤完全可以拿到市场变现。

  这便可以卖得二两余银子。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个桥段,范进的岳父胡屠户一日可卖一头猪,赚一钱银子。

  一头猪便按百十来斤来算,才只够胡屠户赚一钱银子。

  那这头猪多少钱?

  按照《宛署杂记》的记载,一头猪仅一两六钱银子。

  一两六钱的总价,胡屠户仅赚一钱,算是极良心的商贩了。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一头猪才一两六钱。

  一个从九品的官员一家五口,一天便是吃两斤肉,一个月也不吃完一头猪!

  换言之,顿顿有肉。

  而牛羊肉的价格比之猪肉还要便宜三成!

  因为明朝的卫生环境并不理想,猪的养殖是有一定困难的,而牛羊则不然,一个是大明早期拥有自己的牧场(漠南卫),二一个则是草原的互贸。

  一个从九品的官员仅凭合法薪俸就可以实现顿顿有肉的生活。

  另外像布匹、丝绸的价格也并不高。

  一匹布不过三钱,一匹丝绸不过五两。

  官员的春夏秋冬四季各有两套服装,官服和便服都由朝廷采买。

  那么官员只需要给家里人置办衣服也就够了。

  只是为什么明朝的俸禄给人一种极低的错觉,因为我们做了物价的跨时空换算。

  我们计算到的是一石粮食拿到后世来卖才不过三百余元。

  五石粮食的月俸那就只有一千七八的样子。

  怎么活啊。

  人情往来、逢年过节这些开支多大。

  官员不得养几个偏房吗。

  不得偶尔学个外语吗。

  不得顿顿大鱼大肉,再叫几个歌舞妓听听曲吗。

  啥家庭这么造?

  你拿一千七八放到二十一世纪,那明朝官员真可怜,贪污似乎像是有理。

  可考虑到明朝的物价水平、生产条件和精神供应,一个从九品的小官已经活得很滋润了。

  只是人心是无度的。

  我是官了,我凭什么一家五口。

  凭什么一顿只吃四个菜。

  偶尔去喝个花酒听听曲不犯罪吧。

  我总得给自己买几身苏绣、蜀绣的大牌吧。

  逢年过节给媳妇小妾丈母娘啥的买两件首饰不过分吧。

  这么一想心里就长了草,再看看手里那点可怜的月俸,可不就是升起一种朝廷抠门的感觉。

  人要是贪,怎么都贪。

  二十一世纪官员那点工资够去潇洒吗,够打高尔夫吗,也不够啊,那他们贪污合理吗。

  显然不合理!

  老朱在洪武六年、洪武二十八年两次调整官员的俸禄,已经按照比正常家庭生活所需花销的两倍以上来制定了。

  是古代官员本身的思想他带有一定的封建官僚习气。

  不愿意活的只比普通百姓好。

  官才是人,民只是草芥。

  必须得有悬殊的生活差距才能体现出来。

  在十四世纪的背景下,能仅凭合法收入就能实现一家五口顿顿吃大肉,这日子怎么想也够资格说一声幸福了。

  又想养小妾,又想学外语,末了骂朝廷抠门,说是老朱逼他们贪污,多少有点不要脸了。

  若要是替明朝的官员鸣不平,就没必要对现实的贪官咬牙切齿了。

  就这么简单。

  三观要正,思想要纯!

  陈云甫一听年俸二十两,那脸上笑的,比花都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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