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1658年－1712年），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满洲正白旗包衣人。清朝康熙年间戏曲作家、文学家、大臣、皇商。

  曹寅六岁时得名士周亮工教诲，七岁能辨四声。稍长，入宫为玄烨伴读，后充侍卫。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曹寅自广储司郎中兼佐领，出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改任江宁织造，次年又以江宁织造兼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专任江宁织造，后曾兼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使，官至通政使。曹寅任所江宁织造署在康熙六次南巡中曾四次作为行宫。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曹寅迎洪昇到南京，并集南北名士高会。曹寅着有传奇《表忠记》、杂剧《北红拂记》和《太平乐事》等。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曹寅于扬州病逝。  [16]  [17]

  曹寅在江南的二十余年间，成为主持江南风雅、众望所归的艺文人物，享有较高的声誉。曾奉旨于扬州开局主持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在雕版印刷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14]  [15]

  曹寅十六岁时入宫为康熙銮仪卫，康熙二十九年任苏州织造，三年后移任江宁织造。康熙后六次南巡，其中四次皆住曹寅家。曹寅病危时康熙特赐奎宁，并派人星夜兼程由北京送到南京，可惜药未到，曹寅已经病逝。曹寅为人风雅，喜交名士，通诗词，晓音律，主编《全唐诗》，有《楝亭诗钞》八卷、《诗钞别集》四卷、《词钞》一卷、《词钞别集》一卷、《文钞》一卷传世。原配顾氏，早卒，后娶李煦父李士祯族弟李月桂之女李氏。

  曹寅家族共有四人担任过江宁织造一职，其实就是为宫廷供应丝织品并采办各种御用物品的皇商，曹寅还以包衣家臣的身份领取内务府帑银行商。但曹家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康熙晚期皇子争储的斗争中，曹家曾多次保举八阿哥胤禩担任太子，惹怒了当时的四阿哥雍正，所以在雍正上台之后，马上就收拾了曹家，曾繁盛一时的曹家彻底土崩瓦解。  [1]

  家族情况

  曹寅《楝亭诗钞》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被认定犯了大罪，顺治将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自己掌管，曹家也由王府包衣转为内务府包衣，成为皇帝的家奴。这时曹寅的父亲曹玺也由王府护卫升任内廷二等侍卫。“内廷”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曹玺在这种地方当差，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和皇家的人接触，取得他们的喜欢和信任。在三年以后，康熙皇帝出生。按清朝的制度，凡皇子、皇女出生后，一律在内务府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包衣妇人当中，挑选奶妈和保姆。曹玺的妻夫人孙氏，阿济格门下包衣,  被选为康熙的保姆。从此，曹家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更加亲密。  [2]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担任内务府营缮司郎中的曹玺被任命为江宁织造，负责织办宫廷里和朝廷官用的绸缎布匹，以及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充任皇帝的耳目。

  由于曹玺忠实勤奋、办事利索，康熙对他更加宠信，又赏蟒袍，又赠一品尚书衔，并亲手写“敬慎”的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三年，曹玺“积劳成疾”，死在工作岗位上。康熙南巡至江宁时（今天的南京），亲自到织造署慰问曹玺的家属，还特派了内大臣去祭奠他。

  曹玺的儿子曹寅，17岁时就当上康熙的侍卫，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

  康熙二十九年，他出任苏州织造，两年后又调任江宁织造。从此，曹寅和他的儿子曹颙、嗣子曹頫连任江宁织造近40年。

  曹寅有两个女儿，萧奭《永宪录续编》载：“寅，字子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长女嫁平郡王纳尔素为妃；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次女嫁某蒙古王子为妃。  [3]

  仕途经历

  曹寅书法(7张)

  青年时代的曹寅文武双全、博学多能而又风姿英绝，二十多岁时被提拔为御前二等侍卫兼正白旗旗鼓佐领。清代初期，御前侍卫和佐领都是十分荣耀的职务，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乃皇帝自将之军，曹寅能任此要职，显然是康熙对这位文武全才的伴读特加关照的结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甲子年）六月，曹寅的父亲、时任江宁织造的曹玺在任上病逝。“是年冬，天子东巡抵江宁，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长子寅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年）四月，曹寅被康熙提拔为苏州织造；三十一年（1692年壬申年）十一月，调江宁织造。其所遗苏州织造一缺，由其内兄李煦（时为畅春园总管）接替。

  曹寅一生两任织造，任内连续五次承办康熙南巡接驾大典（四次南京接驾，一次扬州接驾），其实际工作范围远远超过了其职务规定，所受到的信任与器重也超出地方督抚。

  贩铜

  清朝内务府包衣经商是常事，他们都是有品级的内廷官，既然是天子家臣，就有为皇帝内帑创收的责任。曹寅以广储司员外郎之职长期主持江宁织造署事务，清朝四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直接给皇帝进呈奏折，但他身居五品时，呈送的奏折就比那些二三品的封疆大吏更多，康熙还鼓励他多多益善。

  康熙四十年前后，曹寅注意到贩铜是个好买卖，就拟了一份奏折，说自己也想参与此行，可以给内务府创收，但贩铜需要大笔资金，所以想从内务府借十万两银子。康熙看过这道折子，立即准奏。随后好几家内务府世家也闻到这里面的肉香，都来抢食，争相压价竞争。曹寅贩铜逐渐亏本，他又拟写奏折，找了一个丝毫经不住推敲的借口，说自己不想干了，康熙还是当即准奏，连亏损的本钱都不追究。

  皇商

  在曹寅这个例子里，他张口就跟皇帝借钱，这是衡量内务府官商阶层的一个关键性标志。包衣也好，投充晋商也好，能借出皇帑，就意味着他已经得到了皇室的信任，借出的皇帑越多，说明和皇室的关系越密切。毕竟后者觉得前者确有赚钱的本事，才会大手笔掏钱投资，哪怕前者没钱都可以借给他钱。官僚商人混到可以拿着皇帝的钱做生意的地步，才敢说自己真正成了“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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