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浮生第一卷：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第七章不动摇

    “这李顺王朝也真是有意思，和满清学移风易俗倒是学得挺快，这才多久啊，一应李唐制度倒是立了起来，也是让人无语。”成都府内原吴氏族人的大宅院内，新上任的商站站长陈明撇了撇嘴，轻声自言自语道。

    他来得较早，大厅里还没几个人，因此倒不虞别人听了去。不过他这番做派还是让副手苦着一张脸，悄悄扯了扯他衣袖，算是提醒了。

    这会屋里坐着的大概有七八人，看样子都是武人，就是不知道是左营还是中营的人，大概是前者吧。陈明仔细观察着，发现这些人的装束很有意思，头戴红抹额，上身穿着绣有辟邪文的衣袍，下身穿着袴奴，脚蹬靴，是典型的唐代橐鞬服。很显然，这些人都是武将，虽然没带器械，但说话嗓门粗大，眉眼间顾盼自雄，这种气质文臣养不出来。。

    其实，李顺政权崇慕唐朝，又何止现在才有！早在当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草台班子政府的时候，就对唐代的制度非常推崇,这大概和他姓李同时陕西出身有关,虽然他自认的祖宗是党项人李继迁。

    后来李自成进北京，虽然基本沿用明制,但也要把名字改头换面，带了许多唐代特色。如设置在各省、战略要地的节度使、防御使登，武散官的果毅将军、武威将军等，总之是那叫一个喜感,那叫一个不伦不类。

    再后来山海关一片石惨败,大顺朝廷仓皇南奔湖广之后，制度就更是混乱了，唐制、明制夹杂使用，丞相、学士互相乱叫,武官服饰杂乱,文臣穿着常服上殿，简直比李自成时代还要更草台班子。也难怪那时候的地方士绅们看不上这帮人，确实逼格有点低。

    李顺政权真正的正规化，还是在李过时代的后期,吸收了不少文人士绅的大顺政权,各项制度慢慢开始了正规化。再加上东岸人从旁协助，输送了一批培训过的大顺官员,终于使得这个拥有三十万大军的农民军草台班子慢慢转变成了受世人重视的严肃政权。

    这个时候,李顺政权制度的“唐化”再度迎来了高潮，且看起来更加正规，比如眼前这些武将们的装束，活脱脱一个李愬雪夜入蔡州后见宰相裴度的装束,让人看了颇是感慨。

    “站长，这大顺和李家是陕西人,朝中重臣、大将也多数出自陕西或者是陕西人后裔，对唐代文化有所偏好，却也寻常，没什么值得指摘的。”副手看了眼已经有些喧闹的门口，低声说道：“站长可切勿再说这些话了,影响不好啊。”

    “知道了,知道了。”陈明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看着门口涌进来的一堆穿着青绿之色的文官,话到了嘴边又生生咽了下去，转而看着面前一个酒盅，干脆自斟自饮了起来。

    这波人应该是成都及周边的府县官员了,当然也有不少是刘忠贵幕府的要员,其中尤以节度掌书记刘奇为重，此外还有一些推官、巡官、判官之类的职事官。看得出来，这次是大顺在成都的文武官员的一次重要聚会了，并且还邀请了陈明等来自东岸的客人。

    人来得多了以后，宴会厅内不可避免地嘈杂了起来，很多熟识的人凑到了一起开始闲聊，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陈明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些李顺政权的官员,心里嘀咕着这些人的精气神倒是不错，这可能和他们正处于上升期有关,以前他去过福州的郑氏幕府，那官场文化真是让人惨不忍睹，有着一股很浓重的会党香堂气息,这大概和他们的出身有关。

    有一些人看到陈明这等“奇装异服”的人感到奇怪，也端着酒杯上来打招呼。不过陈明对这些低级官员不是很感兴趣，本不欲搭理,但考虑到日后可能还要与他们打交道，因此便耐着性子一一结识了下，很是喝了不少酒。

    刘忠贵是最后几个来到的。他穿着一身绣着“大雁”的节度使袍衫，据说还是皇帝李来亨赐下的，以嘉奖左营攻伐四川的功劳。陪伴刘忠贵一起进来的，有都押衙何征、都虞侯曹玄礼、衙前都知兵马使刘正己、左厢兵马使张光翠、右厢兵马使张景春等人，都是刘忠贵比较亲近的部将了。

    因为清军尚盘踞在川北的原因，再加上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左营总权将军刘忠贵已经获得了四川节度使的头衔，正式开衙建府。这其实在大顺军中也是惯例了，比如当年郭升率军进入江西，拓地千里，就领了江西节度使的头衔——早在1644年的时候，郭升其实就已经得到了永昌皇帝李自成授予的山东节度使的头衔，这对他来说并不新鲜。

    当然刘忠贵是左营老大，严格说起来早就自己管自己多年了，这次在成都建了幕府，也不过是将原来的班子全套移植过来罢了，顶多再吸收一些四川的降官。但李来亨颁了圣旨，赐节旄，到底有所不同，说起来是正式了很多，也更有官威了。

    刘忠贵入场后，节度掌书记刘奇、支度判官林成龙、营田判官赵有容等核心文官也迎了上去，然后按次序入座，宴会厅内的声音顿时为之一轻。坐在陈明身侧的官员看起来品级不高，一打听，原来是一孔目官，不过观其形色、习惯，应该是武人出身，且还是现役。陈明一开始有些不解，待仔细一想，这人有可能是在战场上立下了功劳，需要升赏，但军中职位有限，一时无法安置，便给了个幕府的孔目官来解决职衔问题，但本职应该还是在军中效力。

    毕竟，孔目官虽然品级较低，但干系重大，在幕府内负责“管理档案、勾检稽失、文案发付”，很明显不能让粗枝大叶的武人来干。所以，陈明断定这厮仍在军中效力，至于真正的孔目官的本职工作，大概是由衙内的如“驱使官”之类的吏职人员在干。

    主座上的刘忠贵开始讲起了什么，因为离得较远的原因，且刘忠贵的声音也不大，故陈明听得有些不太真切。不过大致意思他还是听明白了，那就是清军仍盘踞在川北少许州县，汉中一带亦有清军大队，诸人不可掉以轻心，待整顿一段时间后，刘忠贵还要亲率大军北伐，即便不能夺下蜀中屏障汉中，至少也要把川北的几颗钉子给拔除了。

    陈明听了暗暗点头，看来这刘忠贵还没有得意忘形，知道如今自己面临的局势。川北门户掌握在敌手，对于立足于蜀中的政权来说，那当真是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之前刘忠贵其实已经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攻击了，只可惜在汉中清军的死命增援下，均无功而返。尤其是现在清军委任的方面大将赵良栋，其人有勇有谋，在汉中整训新军多年，虽然在大顺军队手里败过一两回，但其人还是有几分本事的，借着川北有利的地势守得有模有样，让刘忠贵很是头疼。

    而恰逢那时候左营刚刚拿下成都平原一带，周围很多府县虽然“闻风而降”，但还没派官员和军队前去接收，南部一些府县甚至还受到了“西营余孽”的蚕食，内部形势并不乐观，更别提还要消化投降后的吴氏政权的官员、兵马了，总之是一堆的事情，稍有处理不慎的话，就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彼时刘忠贵在两次北伐受挫后，便果断退了回来，开始着力消化控制区，以稳固根基。川中自古以来就非常富庶，尤以成都平原左近为甚，若是好好经营的话，未来就是其最大的本钱和依仗。对这一点，刘忠贵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因此，他甚至还派人不远千里去了马当要塞，与东岸人进行商谈——虽然私自交通外国很是不妥，但刘忠贵就是这么做了，也难怪一直有人说他跋扈，是“骄藩”——请求他们到川中开设商业机构，与川中商人展开贸易。

    这事在一级级上报到南方开拓队队长马文强那里后，没经多少波折就批了下来，然后陈明便走马上任，被派到了离宁波十万八千里的成都出任商站站长。陈明的父亲陈硕已经回本土工商部任职，而他原本一直在虾夷地岛的钏路县工作，偶尔协助东岸日本公司参与在日本东北诸藩的私下贸易，贸易经验丰富，故被派了过来，同时也管着外交、情报事务。或者说，外交、情报工作才是他的重点，至于生意上的事情，说起来都是附带的了，能赚很多钱固然好，不怎么赚钱也无所谓，反正其他两项工作一定要做好。

    陈明的成都商站已经开了有段时日了，目前在正常采买川中药材、锦缎等商品外，也通过各种途径往这里转运包括武器、战马、甲具在内的战争物资，不过受限于交通问题，规模都不是很大，只能说聊胜于无吧，所得利润在维持商站正常运转的同时，也就只够去收买一些线人以刺探消息。

    当然陈明也时不时地将一些从马当要塞传来的情报有选择地透露给刘忠贵及其近臣知晓。比如，前阵子他就将西域噶尔丹与清廷之间的那点破事整理成册，告知了刘忠贵。刘忠贵听了后久久沉默不语，像他们这种人，是很难如同东岸人这样具备全局视野的，即便有些这方面的意识，也限于条件因素而无法搜集到足够的情报。所以东岸人献上的这些消息，对他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很可能预示着清国陕甘绿营的动向，而相对善战的陕甘绿营无疑又是刘忠贵这个四川节度使所面临的最主要对手，他们如果不能全力支援汉中一线，那么对左营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

    而通过刘忠贵对这些情报消息的热衷程度，陈明也基本判断出了这人有野心，肚子里很可能就在盘算着如何北伐汉中，继而攻入八百里秦川，打回陕西老家的主意。只是他这样谋划，长沙的李来亨会同意吗？要知道，刘忠贵攻伐四川，就已经惹得李来亨侧目了，以至于派了个老将张能过来，名为支援，实则监督，且至今仍占着东川的重庆府一带不走，分刘忠贵之势的目的非常明显。

    所以，陈明觉得刘忠贵出蜀攻入秦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相比这个，南下攻打贵州、云南倒是可能性非常之大，但也不大可能让其担任主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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