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风波丝毫未影响朱厚照纳妃的进程。

  礼部在损失三名重要官员后，不敢在太子纳妃之事上找茬，只能竭尽全力筹备太子的婚礼。

  并非礼部胆怯，关键在于太子不按常理出牌，根本不接招。

  朱厚照也无视弹劾，直接打击提出弹劾的官员。

  官员背景不清白，就直接弹劾。

  官员清白，就表面提拔实则贬谪。

  哪个官员能承受得了这样的待遇。

  况且，官员中还有一个叛徒。

  焦芳这老家伙与宦官一心，与太子一心，就是与文官不同心。

  真是个老走狗。

  官员们察觉到太子斤斤计较的个性，悟出了一个道理。

  除非必要，否则不要招惹太子。

  民间结婚还需遵循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的程序。

  皇家的婚礼更为繁琐。

  然而皇家联姻在地位上占据绝对优势，与普通百姓娶妻有所不同。

  民间娶亲也称为提亲，

  皇家娶亲能称作“求”吗？

  皇家娶亲称为恩赐。

  民间需要媒人上门提亲，征询女方的同意。

  皇家则直接下诏，告知要娶其家女儿，女方根本无权拒绝。

  在婚礼筹备期间，女子必须举行庄严的祖先祭祀，通知祖先家中即将诞生一位皇后，并感谢祖先的庇护。女子穿着燕居冠服，在自家祠堂，在父亲的指导下向祖先行礼并祭祀。礼毕，她会饮尽酒杯中的酒，品尝盘中的食物。接着，她向父亲下跪，父亲则告诫女儿：“你入宫后，日夜谨慎，不可违背君王的旨意。”这一切都需要宫廷专门的礼仪教师指导进行。

  接下来是问名和纳吉，男方询问女方的出生日期和时辰，以对比双方是否相合。民间通常会找算命先生来预测，而皇室则由钦天监负责此事。钦天监经过计算，证实太子和太子妃是天生一对，是美好的婚配。如果得出不吉利的结果，钦天监的主管第二天就会被替换。然后将这个好消息告知女方，让她心安。

  紧接着是纳征，即现今所说的送彩礼。这取决于男方的经济状况。即使弘治帝的国库再拮据，也不能亏待钱家。因此，金银珠宝、古董玉器应有尽有。聘礼的数量和名称都取吉祥寓意，且多为双数，避免单数。有趣的是，由于朱厚照提前将镜子带入明朝，镜子成为了民间聘礼的必备品。除非家庭极其贫困，一般人家至少会送一面小镜子，富有的家庭则会送落地镜。因为镜子能映射人和物，象征成双成对，所以镜子是唯一不必成对赠送的聘礼。

  随后是请期，民间客气的说法是询问对方何时嫁女，实际上是由双方协商确定迎娶的日期。在皇室中称为告期，即告知对方迎娶女儿的具体日期。告期同时也是册封的日子，按照规定，既然彩礼已给，女方已是男方的人。此时，皇家会颁布诏书，正式册封钱梦竹为太子妃，赋予她正式的太子妃身份。钱进来按照礼制需要向钱梦竹行礼，但同时他也将被封爵。

  明朝的爵位制度分为两套体系。朱元璋的后代被封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八级爵位。功臣和外戚在开国时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后来去掉子、男，仅保留公、侯、伯三级，细分为七个等级。礼部会讨论决定给予钱进来的爵位。爵位有世袭和非世袭之分，世袭的爵位更具价值。

  然而，外戚继承爵位的规定极为严格，只有正妻的长子才有资格，且还需得到皇帝的批准。

  尽管知道钱进来只有一个女儿，无子嗣，礼部仍为他安排了一个可世袭的爵位。

  由于是可以世袭的，他们故意将爵位设定为最低的第七级，试图让钱家难堪，同时也算是为礼部出了一口气。

  钱进来的封号被定为清源伯，此事随后被呈递给弘治，请求他的御准。

  弘治看穿了礼部的意图，但他们的做法并无不当之处。

  恰好那天朱厚照也在乾清宫，弘治便将奏章交给他看。

  朱厚照认为礼部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的行为显得格局太小。

  等他将来登上皇位，提升钱进来的爵位只是一句话的事。

  就像他的外公张栾，最初被封为寿宁伯，弘治登基后便将其晋升为寿宁侯。

  由于弘治深爱张氏，张栾去世后，他并未让张鹤龄降级承袭爵位，而是直接让他继承了寿宁侯的位子。

  不过朱厚照思考过后，觉得爵位高低并不关键，封地的位置才是重点。

  他向弘治提议封钱进来为天津伯。

  弘治不解，清源伯听起来不是更好吗？

  朱厚照坚决主张封为天津伯，并向弘治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前景。

  弘治听后，觉得这个前景既诱人又宏大。

  幸亏弘治是一位开明的君主，

  也幸亏他只有朱厚照这一个儿子。

  否则朱厚照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朱厚照计划将天津打造成一个特别行政区，

  退一步说，成为经济特区也是好的。

  无论目标如何，都需要弘治的支持。

  朱厚照甚至向弘治提出了通过天津开展海上贸易的设想，

  并详细描绘了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

  弘治心想，太子这是要解除海禁啊。

  还好弘治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保守者。

  当前朝廷的财政状况不佳，

  若能充实国库，解除海禁也未尝不可。

  正如太子所说，即使有禁海的先例，走私依然存在，不然土豆和玉米从何而来。

  但祖宗之法在前，解除海禁的阻力实在太大。

  这不是太子想解就能解的。

  现在他在皇位上，太子想做什么就让他尝试，自己还能为他承担后果。

  如果现在阻止太子，不让他尝试，

  等到太子继位后再胡来，那时就没人能为他收拾残局了。

  而且太子敛财的本事确实不错，当初只给了他十万两，现在他已经向朝廷捐献了十几倍的钱。

  不过弘治提出反对意见，明代勋贵的封地仅提供俸禄，并无实权。

  给钱进封为天津伯并没有太大意义，对开放海禁的帮助微乎其微。

  朱厚照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父皇，您应该知道什么是投献吧。”

  弘治听了皱起眉头，投献就是农民将自己的土地名义上赠予有功名或贵族，自愿成为别人的奴仆。

  这是一种规避明朝税收法律的行为。

  弘治对此深感厌恶。

  举例来说，农民如果收获了一百斤粮食，原本应向国家缴纳二十斤税粮。

  但若将土地投献出去，他们就能免于向国家缴税，只需向士绅地主交十五斤粮食。

  这样一来，国家就无法收取那二十斤的税粮，

  并且农民变为奴仆后，还能逃避徭役。

  因此，国家减少的税收转而压在了老实耕作的农民身上，他们要承受更重的税赋和更多的徭役。

  这些农民不堪重负，最终也会被迫参与“投献”。

  如此一来，恶性循环形成，地主士绅越发富裕，朝廷却愈发贫穷。

  有人或许会问，朱元璋制定国策时为何会出现这种失误？

  实际上，朱元璋最初的政策是合理的，只是执行得不好。

  朱元璋规定，正一品文官最多可拥有1000亩免税田，这是个人免税田的上限。

  正一品官员仅1000亩，级别越低的官员依次减少，全国加起来免税田又能有多少呢？

  然而，所有官员都会隐瞒实际的土地数量，明朝后期这种隐瞒现象更为严重。

  谁要是敢于核查土地数量，就等于与全国的官员士绅为敌，

  连皇帝都不敢去查。

  明朝万历年间，出现了一位勇者，名叫张居正，他敢于查清土地。

  张居正是个杰出人物，官至首辅，权倾一时。

  张居正在世时，他的土地核查政策执行得很顺利，但他去世不久即遭开棺鞭尸，家人也被流放。

  据说，他的家人中有数十口饿死，尸体被野狗吞噬。

  朱厚照多么希望能有张居正这样的人物在身边，那样朝堂上的大臣们都将被治理得服服帖帖。

  可惜的是，张居正的出生还早二十年。

  弘治不明白为何太子会问他是否了解投献。

  朱厚照揭示了他的计划。

  他打算扶持钱进来成为天津最大的地主，替换天津的官员为亲信。

  这样可以减少朝廷上的反对声音，朱厚照便能在天津自由行事。

  弘治对朱厚照的创意感到惊讶，这些奇思妙想从何而来。

  然而，钱进来日后名声必定会很差，成为众人的攻击目标。

  朱厚照毫不在意，认为未来的岳父大概不会介意。

  况且有寿宁侯张鹤龄这样的外戚分散注意力，问题应该不大。

  弘治无言以对，太子总是利用外戚来施展计谋。

  但目前大婚的程序还在进行中，钱进的天津伯封号必须等到大婚后才能正式授予。

  朱厚照提议，如果弘治皇帝担心花费，可以增加免税田的赏赐额度。

  弘治顿时语塞，这分明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岳父谋取利益。

  然而，免税田的数量是有法定限制的，如何能随意增加呢？

  朱厚照建议，可以借在天津试验土豆和玉米田的机会，多赏赐一些。

  由于土豆和玉米种子有限，不能立即全国推广，而且新作物可能会遭遇百姓的抵触，天津的大规模种植便于管理和宣传。

  弘治认为这个主意可行，但需要与朝臣商量。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怎么开始和太子一起寻找朝廷制度的漏洞了。

  弘治催促朱厚照去忙自己的事，不要打扰他批阅奏章。

  萧敬似乎也被太子影响，而他自己也有被影响的趋势。

  朱厚照解释，近期他很清闲，按太子大婚的规矩，他现在不能见钱梦竹。

  实际上并非不能见，通常太子在大婚当天才会见到太子妃。

  朱厚照是个特例，他的太子妃是他自己挑选的。

  规矩甚至限制了他的行动，否则他现在可能已经在筹备皇太孙的事宜了。

  弘治建议，如果太子真的无事可做，就回西山去看看新种的土豆，别在眼前碍眼。

  朱厚照感到不解，刚才还聊得好好的，为何突然被父亲嫌弃了。

  不过，他确实有一段时间没去西山检查玉米大棚了。

  玉米应该快要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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