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陷真定

  二十三日壬午，贼军攻陷了真定。在此之前，真定知府邱茂华得知贼寇即将来袭的消息，便率先安排家眷离城避难。对此举动，巡抚徐标将邱茂华逮捕并投入监狱。然而，徐标属下的中军将领趁徐标登城规划防御之际，将徐标绑架至城外杀害。随后有人破狱释放邱茂华。

  获释后的茂华立即传令所辖州县，预先做好投降贼军的准备。数日以后，贼军仅以少量骑兵进入城中，控制了府库及户籍土地。此时已距离京城仅三百里之遥，却无人敢出言声讨。

  徐标，号鹤洲，山东济宁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任保定巡抚右副都御史，驻守真定期间斩杀了贼寇使者，并销毁其持有的伪令牌。

  二十五日甲申，刘泽清请求在青、登等地的山脉中开采矿产资源，并且要求前银（即预付的开采费用）由巡按负责筹措解决。二十六日乙酉，魏德德（此处应该是错别字，应为魏德藻）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负责总督河道、屯田练兵事务。方岳贡则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兼任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前往济宁总督漕运、屯田练兵。但不久因敌情紧急，有人提出高级官员不宜外出，一旦出城可能会暗中逃脱，因此决定阻止藻德等人继续外派。

  礼部奏报桂、惠两藩一同逃往广东，朝廷决定颁赐玺书以示慰问。

  李邦华议南迁

  此前，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与左庶子李明睿私下讨论南迁之策，商议究竟是皇帝亲自出巡更为适宜，还是太子前去更佳。李明睿认为：太子年幼，未经世事，若一切皆遵从父命，则威严不足；若擅自作主，则又有失恭敬。相比之下，皇帝亲自出巡更为妥当。

  这个时候，皇帝命令六部及府部大臣各自呈交关于战守策略的建议，皇帝于文华殿等候。李邦华、李明睿以及少詹事项煜分别提出了南迁和让太子监国南京的意见。皇帝匆匆阅毕，勃然大怒道：“平日你们都是如何进言的？如今国家面临如此危局，竟无一忠臣义士愿为朝廷分担忧虑，反而提出这样的计策！国君当以身殉社稷，这是自古以来的正道。我心意已决，此事不必再议。”

  附记：南迁得失

  有人问及当时朝廷若是南迁有什么得失？我回答道：当李自成越过秦地进入晋地时，其势头犹如破竹，唯有南迁这一策略或许能稍微延长时日，但光时亨认为这是邪说，此事就此搁置。天下人对此深感遗憾。然而，景泰年间，也先侵犯时，徐有贞也曾提出南迁之议，当时并未采纳，最终成功固守击退敌人，宗庙社稷安然无恙。光时亨也有这样的见解。如果认为光时亨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国君死守社稷的义理又何在？若认定李邦华的南迁之议是错误的，那么宋朝时徽、钦二帝被俘虏的耻辱又该如何解释？

  南迁与坚守的得失，如果必然要分辨一番，似乎光时亨的看法稍占优势。然而，当时的将相大臣，果真能如于谦（谥号忠肃）那样忠贞不渝吗？如果不能，那么迁都以求生存，也不失为应对变故的一种策略。但光时亨将南迁视为歪门邪说，实属过分了。崇祯帝因此为国捐躯，如果光时亨在李自成贼寇面前痛骂而死，即使不足以救赎他陷害君主的罪过，至少还能证明他的初衷并无他意，但光时亨竟然躬身率先投靠贼寇，即便是被凌迟处死，又怎能向九泉之下的崇祯帝谢罪呢？

  因此，光时亨坚守京师的主张，实际上是想借助孤注一掷来博取名声，并非真正的忠君。李邦华后来以身殉国，可见南迁之议是为了爱护君主，而非逃避死亡。至于李明睿主张朝廷南迁，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如果皇帝在贼寇尚未到达时就匆忙南下，人心必定恐慌，都城局势如同瓦解，后世必然认为这是轻易抛弃国家。皇帝若在贼寇即将到达时南迁，则长途跋涉难免遭到贼寇窥伺，从而陷入狼狈之境。所以，最佳策略还是坚守京师社稷，这是符合古今以来君王正道的做法。至于太子，乃是国家的根本，应在贼寇尚未接近时，由大臣秘密辅佐南下，以稳固根本之地和天下人心。即便京师沦陷，太子也能迅速号召东南各地发动勤王之师，即便不这样做，也不至于皇帝和太子被贼寇一网打尽。

  而且，不仅仅是太子应该南下，永、定二王也应该分别分封至浙、粤，以备不测。为何要像燕子一样全家筑巢于幕墙之上，等到灾祸降临才后悔莫及呢？而且，李明睿认为太子南行有专命、禀命之碍，却不知天下的事情总有可以变通之处。当年唐玄宗避难蜀地，仍然健在，但他的儿子唐肃宗却在灵武收拢军队、即位为皇帝，而且有收复两京（长安、洛阳）的打算，这也是虑到安史之乱的紧急态势，恐怕一旦出现意外，父子二人会一同遭遇不幸。今日之事，与以前的历史有何不同？

  如果按我的意见，我认为当时皇帝应坚守北方，太子应该南行，这样似乎更为两全其美。不过，谋略是否得当，事情是否成功，关键在于人，同时也取决于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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