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三月十五日，唐太宗率领着众大臣东巡洛阳，当夜住宿在显仁宫。因宫里的侍从进献的食物不够精致、不甘美而受到责罚。对此，侍中魏征向李世民进谏：

  “圣上这次到洛阳，因这里曾是与王世充征战之地，当地百姓曾遭受兵灾，圣上这次东巡洛阳的目的，是想看看洛阳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同时想要对洛阳百姓施以恩惠。但事到如今，洛阳百姓非但没得到恩惠，相反，显仁宫的侍从因伺候不周而还受到了很多责罚。这是因为陛下不知足、过于奢侈造成的。这样做已经违背了圣上东巡的初衷，怎么对得起洛阳百姓对圣上的期望？过去，隋炀帝命人多多进献美食，只要食物不丰盛，就会受到责罚。上之所好，下必投其所好！上行下效，从而导致隋朝灭亡。这些都不是道听途说，圣上亲眼所见。正是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才会由大唐取而代之。圣上当皇帝应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今圣上渐渐地跟隋炀帝学，甚至比隋炀帝做的还过分。”

  李世民听罢，大惊道：“没有你魏征，朕听不到这样的忠言。自今以后，朕必当改过自新。”

  次日上午，李世民到洛阳宫，在积翠池中划船，对身边的大臣们有感而发：

  “这个洛阳宫是隋炀帝在位时建造的，他大肆征集大量役夫，历时多年，才建造出如此华丽的宫殿，可惜他隋文帝不能守住家业，没有让天下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他喜好到处游历，让天下百姓备受骚扰。诗经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就是指隋炀帝这种行为导致他众叛亲离，身死国灭，今日其宫殿尽为我有。隋朝灭亡，不仅仅是因昏君无道，也是因群臣碌碌无为。如宇文述、裴蕴这些人，身居高官，食君厚禄，受君重任，只知道谄媚君主，导致国家灭亡，殷鉴不远，我们不能做隋炀帝那样的君臣。”

  袁天纲奏道：“隋朝灭亡，是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群臣都不敢说真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遇事推诿甩锅，导致天下大乱，都不敢据实以报。因此，隋朝灭亡，隋炀帝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李世民听罢有所感悟，说道：“朕与你们应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只有如此，才能使大唐江山永固。”

  数日后，李世民东巡归来，在太极殿朝堂上，着作佐郎邓世隆上奏章：

  “臣建议将圣上所下的诏命汇编成册，出一部《圣德论》，让天下百姓都来研读！”

  群臣一听到邓世隆奏章，都议论纷纷，有的认为他这是拍圣上的马屁；有的则认为圣上执政十二年，实现贞观之治，彪炳千秋，应出书大力提倡宣扬圣上的功德。

  李世民就对群臣们说道：“朕观《隋炀帝文选》，文辞华丽，以为隋炀帝是尧帝和舜帝这样的圣人，而非夏桀王与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君，为什么会这样呢？”

  魏征进谏道：“作为帝王，应谦虚谨慎，礼贤下士，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隋炀帝自恃其有才干，骄矜自用，故其说着尧帝和舜帝的圣人之言，而做着暴君夏桀王与商纣王的事，所以导致隋朝灭亡。”

  听了魏征的回答后，李世民总结道：“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朕所下的诏命，有益于天下百姓的，自然会青史留名，彪炳千秋。如果不利于天下百姓的，就是汇集成册，又有何用？隋炀帝虽然有文选发行于世，隋朝照样灭亡了！作为君王，忧患是否推行德政，而非忧患是否出版文选钓名沽誉。”

  于是，李世民在邓世隆奏章上大笔一挥：“朕不许！”

  一日，袁天纲在府中与高淑行谈论到此事，袁天纲感慨道：“圣上真不愧是千古一帝，他胸怀若谷，广开言路，历史上没有哪一位帝王能做到这一步的！”

  高淑行好奇地问道：“圣上是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吗？”

  袁天纲肯定地说：“后世帝王也做不到像圣上如此开明的。”

  “后世的帝王是如何做的？”  高淑行好奇地问道。

  袁天纲看到高淑行如此感兴趣，就继续说道：

  “在一千多年后，也有一个千古一帝，史书上被称为康熙大帝，他虽然文治武功堪比圣上，但是他可没有像圣上那样广开言路、大度开明，而是大搞文字狱。”

  “什么是文字狱？”  高淑行不解地问。

  “文字狱，就是因言获罪。康熙朝有文字狱十一起，其中有一起文字狱案尤为残酷，即《明史》案。”

  “什么是《明史》案？”  高淑行饶有兴趣地问道。

  “《明史》案，就是清朝时期江南道有一富户庄廷鑨，购买了前朝朱国桢未完成的《明史》，他召集各方人才，补写前朝史事。书中在叙述前朝史事时，奉前朝的年号为正朔，还刻意不用清朝年号，并提到了清朝早期一些不甚光彩的秘闻，结果被人告发酿成大狱。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凡是为此书题名的、做序的、校阅的、刻书的、卖书的，甚至买书的等等，及其家族，全部被株连，斩首人数多达二百多人，被发配边疆的近二千多人。庄廷鑨那时候已经病死了，但是死了也不放过你，他被掘墓剖棺、枭首碎骨，尸体被悬挂在城墙上示众三个月。”

  “这么残酷啊！”  高淑行听得心惊胆颤。

  “等到了康熙大帝的孙子乾隆当皇帝时，他一手搞起‘禁书运动’，禁书的范围被无限扩大。但凡有‘虏’、  ‘戎’、  ‘胡’、  ‘夷’、  ‘藩’、  ‘伪’、  ‘酋’、  ‘贼’、  ‘女真’、  ‘满洲’  等字样的书都属于禁书。一时间，京城里的书籍堆积如山，几十个焚烧炉不分昼夜的燃烧。比如前朝档案不少于一千万份，被烧得仅剩不到三千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焚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部分书籍，与乾隆大帝的‘禁书运动’  相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堪称为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浩劫。”

  “看来我们生活在大唐盛世，文明开放，万国来朝，是何其幸！”  高淑行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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