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兄，棉花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史记载最早的种植出现在公元前5千—4千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严格说起来是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如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主要的棉产区其实是边境挨着的几个地方。

    原来在大印度地区种植的棉花叫粗绒棉，也就是亚洲棉，产量低、纤维粗短，不适合机器纺织，差不多200年前，印度引进中长纤维的陆地棉，这也让印度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棉花出口国。

    陆地棉原产地是中美洲的墨西哥，在我们这里又叫美棉，会这么叫是因为我们这里的陆地棉棉种或直接或间接都是来源于美国。”

    冼耀文呷一口茶，接着说道：“陆地棉适应性广、产量高、纤维较长、品质较好是其特点，可以完美地适应机纺中支纱，基本上，陆地棉已经可以成为棉花的代名词，人们一说起棉花就代表说陆地棉。

    南宋末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人叫黄道婆，松江府人，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人，相传她幼年时在故乡给人家作童养媳，因不堪虐待逃亡至海南岛，也有种说法是被拐过去的，我们不管她是怎么过去的，总之她在海南岛待了几十年，把黎族的一套比较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带了回来，并进行了革新。

    她对捍、弹、纺、织这四项最基本的棉纺织工艺中的前三项都有所革新，‘捍’是运用机械原理剥去棉籽，工利数倍，大大提高了效率，这一发明比美国怀特尼发明轧棉机早了400多年；

    ‘弹’是将弹棉花的线弦竹孤小弹弓改制为四尺多长的绳弦大弓，由手拨弓弦改为槌击弹振弓弦；

    ‘纺’是将原来仅能纺一根棉纱的单式手摇纺车，改造成能同时纺三根棉纱的三式脚踏纺车，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黄道婆纺车，这项改进使纺纱工效提高了3倍，比英国佬发明的珍妮纺织机也早了400多年。

    其次，黄道婆在学习、借鉴海南的棉纺织工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总结出了一系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使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

    黄道婆总结的手工棉纺织技艺，从她的家乡乌泥泾传至松江全府，进而传遍整个江南。元、明、清三代约600年，以松江府为中心的江南棉纺织业独步全国，成为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有‘衣被天下’之称。

    当时流传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的谚语，明清两代松江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大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年产棉布4000万匹以上。不仅松江府，周边的苏杭常、镇嘉湖也都得此泽福。”

    冼耀文顿了顿，说道：“洪兄，这里我要说一下，当时种的棉花不是陆地棉，而是木棉，不是那种能开红花的树，确切地说应该叫非洲棉，这种棉花要说用来纺织不如陆地棉，但要说到种可比陆地棉省心多了，不能种其他作物的烂地种下去就不用经常料理，等日子到了收棉花就行。

    去年我在家里还种了一亩非洲棉，来香港的时候，还有半亩没来得及收，不瞒洪兄说，我从小就喜欢雪白的棉花，要不是小鬼子，我可能拜了师父学弹棉花。做生意太累，让我重选一次，我就待在家里不出来了，学好弹棉花的手艺，入赘到江西，靠走街串巷弹棉花为生也不错。”

    洪英东嗤笑道：“冼兄想弹棉花也用不着入赘呀，还入赘到江西这么远。”

    “洪兄想岔了，入赘只是戏言，走出去是一定要的，两广天气热，没有太多的人家需要弹棉花。”冼耀文摆摆手，说道：“不说这个，我接着说正题。”

    洪英东换了一个舒服的坐姿，竖起耳朵继续听冼耀文讲故事。

    “到了乾隆年间，松江的棉织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大量通过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羊城销往欧洲等地，一开始主要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买，他们管买回去的棉布叫松江布，后来英国佬也来买，他们又把棉布叫成南京布。

    要说贸易，明朝的时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就已经跑到羊城进行贸易了，他们对我们这边的情况比较了解，也许在那个时候，松江布已经输入到欧洲，英国佬还和他们做过转口贸易，中间以讹传讹，英国佬不知道怎么的就把松江布叫成了南京布。”

    “据说南京布带有淡淡的紫色，这种紫色是用一种天然的植物染料染成，不易褪色，表面看起来好像是自然天成。南京紫花远销欧洲，因为轻薄透气，亲肤性强，在欧洲被广泛使用，女士的内衣、长裙，男士的裤子都大量采用南京布来制作。

    欧洲国家上层社会对松江布制品的喜爱，在19世纪多部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

    比如，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写有，‘药剂师过来了。他穿一件青燕尾服、一条南京布裤、一双海狸皮鞋，还戴一顶毡帽——一顶矮筒毡帽，真正难得’。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有，‘他最讲究的服装，是一条南京布裤，大象腿式裤筒，裤脚由铜丝带扎在脚下’。

    《基督山伯爵》中也有片段，‘一个三十一二岁，身穿淡蓝色礼服，紫花布裤，白背心，举止和口音都是英国味的，来见马赛市长’。

    海涅的诗歌《诸神的黄昏》中写有，‘男人们穿上他们的南京裤’，提到南京布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多，我不一一叙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作品里出现的大多是‘南京布’，而非‘松江布’，这也从侧面说明那一时期的出口贸易基本被英国佬控制。”

    冼耀文呷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点上根雪茄，接着往下讲，“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展开，随着陆地棉被引入到印度，随着黑奴贸易转向美国的棉花田，世界的纺织技术日新月异，纺织格局发生了大变化，反观我们……”

    话音未落，雅间的门被推开，岑佩佩拎着水壶走了进来。

    “反观我们，就跟我家里养的那只玳瑁说的一样。”冼耀文捏起嗓子，模仿起记忆中忍者神龟的配音腔，“嚯，我说小主人，你这裤衩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让我好好想想……想起来了，跟你烈祖穿的那条一样的手艺，你烈祖奶奶的手艺，那小丫头可调皮，喂我吃皂荚，差点没送走我老人家，不行，我要钻她坟里去骂几句。”

    话音一落下，洪英东和岑佩佩就大笑了起来。

    冼耀文没陪着笑，只是接过岑佩佩手里的水壶，把雅间里之前的水壶塞到她手里。岑佩佩见状，醒悟过来刚才没敲门，收敛脸上的大笑，冲冼耀文羞涩一笑，又对洪英东说了句客套话，闪身出了雅间。

    冼耀文往茶盅里续了点水，嘴里接着说道：“乾隆年间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李侍尧曾经呈给乾隆一份奏折，上面是这么写的：伏查缅甸，自乾隆三十四年大兵围老官屯，懵驳势穷力蹙，情愿纳贡还人，吁请罢兵……臣留心察访缅地物产，棉花最多，次则碧霞玺、翡翠玉，其仰给于内地者，不过绸缎贡丝铁针之类。

    近年以来，彼处玉石等物，云南、广东二省售卖颇多，皆由内地每差土人摆夷出关探侦盘查，兵役因见官差要务，于随身行李搜检未严，夹带私走势所不免。

    究之侦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摭拾无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转将内地信息从而泄漏。至于棉花一项，臣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港脚船只进口，全载棉花，迨至出口回帆，又买带些须白糖白矾，船多税少，颇累行商。

    臣与监督德魁严行饬谕，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国皆通，臣初不知缅地多产棉花，今到滇后，闻缅匪之妥共、羊翁等处，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以臣在粤所见核之，在滇所闻缅地棉花，悉从海道带运，似滇省闭关禁市，有名无实，究不足以制缅匪之命。

    乾隆三十四年以来，与缅甸接壤的云南频繁发生国境纷争，却迟迟找不到解决纷争的方法。缅甸是棉花生产大国，并盛产碧霞玺、翡翠玉等玉石。因这些玉石产量少、价格高，很方便在离缅甸较近的云南、广东等地进行交易。乾隆中期也有很多国人赴缅甸边境进行交易，边境检查并不那么严格。

    李侍尧于乾隆二十年就在羊城一带任职，十分精通羊城的对外贸易。

    事实上，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尧即针对外国商人在羊城的滞留期限、禁止广东商人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资金借贷等问题提出建议：‘奏广东各国商舶所集，请饬销货后依期回国，不得住冬，商馆毋许私行交易，毋许贷与内地行商资本，毋许雇内地厮役。’

    乾隆二十五年，针对外国商人贸易经费正常化问题，他又提出：‘粤海关各国商舶出入，例于正税船钞外有各种规礼，应请删除名色，并为归公银若干。各口仆役饭食，舟车诸费于此核销。并下部议行。’

    之所以提出这些建议，是因为李侍尧觉察出当时来羊城的外洋港脚船在羊城交易的货物几乎都是棉花，而归航时只带走税额相对较低的白糖和白矾，羊城基本无贸易利益所得。这种状况对于广东商人来说是不利的。

    乾隆二十五年，就是1735年，基本从那个时候开始，棉花、棉布的对外出口已经在减少，也恰巧从那个时候开始，羊城一带的纺织业大踏步的发展，而它的发展模式有点特别。

    从外面输入印度棉花、美国产衣料制品、英国产的棉布衣料，经十三行之手进行转口销售或二次加工后销售，陆地棉织的棉布以物美价廉在平民市场全面挤垮了本土木棉布的生存空间，只剩下南京布因颜色与质感还有出口的一席之地。

    十三行也因为和英国佬合作愉快，后来英国佬带着他们做更赚钱的买卖。”

    “鸦片？”洪英东问道。

    “是的。”

    冼耀文接着说了棉花与欧洲内部争斗的关系，棉花与美国内战爆发、棉花禁运、解放黑奴等事件的关系，顺便还提起一个组织“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随后把话题过渡到离当下不远。

    “1844年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签署，满心希望的美国商人却失望地发现清帝国‘病而不死’，强大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排外意识，令美国人伤透脑筋。

    最恼火的莫过于美国棉纺业与航运业，美国独立后的100年间，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依赖南部棉花种植园、北方纺织厂和沿海航运业的密切合作，通过外销获取利润，扩大再生产。

    由于英法等欧洲列强控制大片殖民地，美国棉花及棉布产品只能在狭窄的国际空间里寻找买家，而刚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门的我们无疑充满金钱的诱惑。

    然而华国棉花及其手工土法织物同样是华国传统出口拳头产品，直到19世纪50年代，华国纺织品仍然垄断远东市场。1860—1864年，上海的美国洋行不得不将滞销的马萨诸塞棉布转给英法联军和西班牙菲律宾总督，转而改行组织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但在西方武力掠夺、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的多重打击下，基于小农经济的华国棉花及纺织品产业最终衰落。

    1880年美国从华国进口约2200万美元，对华出口仅100万美元左右，然而到1902年时，美国对华出口已经超过进口，其中对华棉花出口起色最大。

    从19世纪末起，以上海、天津、汉口为代表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兴起，如同西方工业革命从棉纺业应用蒸汽机开始一样，大批民营企业家进口美国棉纺机器。

    本土棉普遍纤维较粗、易发散，机械处理中易生废棉，而美国棉花在品质、含杂、水分等方面具有优势，更适合美制棉纺机器。即便如此，国棉和美棉依然能打成平手，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华国仍是世界第三产棉国，皮棉产量超过1700万担。

    后来随着引种美棉成功，华国棉企和棉农在外商冲击面前仍留有一席之地。

    转折点就在抗战爆发后，受到战争的影响，本土棉产量出现断崖式下滑，因为在战时，这些问题也不突出，但等抗战胜利，内迁的棉纺厂纷纷回归复工，需用原料激增，原棉短缺的问题就暴露了，不，应该说经济上的很多问题都暴露了。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国民政府在1946年动了货币，动了外汇，国内的物价上涨是汇价的将近7倍，这一下子让本土棉花比美国棉花每斤贵180元（法币），占尽了优势。

    我之前找上海过来的纺织业同行打听过，他们还在上海的时候，用的大部分都是美国棉，差不多达到六成。

    本土棉太贵，用的人少，本土棉价更是一蹶不振，棉花卖不出去，棉农只能大面积破产，有大片土地的地主还能撑一撑，只有小片土地的农民或佃户根本撑不住，要知道种棉花的成本可是不低。”

      清代没有南京这地名，《南京条约》是英国佬的叫法，满清这边称《江宁条约》，英国佬为什么这么叫，耐人寻味，也许根子就在南京布（戏言）。

        对明朝时期贸易有兴趣的可以搜索“柯尔亭商业公司”，有一段蛮有意思的典故“明朝跟英国人打仗，葡萄牙人调停，荷兰人背锅”。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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