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赵家靠欺负孤儿寡母上位，自己得位不正，所以重用文官。

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只读了教科书上某一个节选事件，得出来的标签化刻板印象，是一种孤立历史观。

中国历史是一整套社会发展史，中国人极其注重历史记录，并且注重史料藏书。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从很早就明白，史料是文明延续的重要文献，史料中提供了许多坑，后代的改进，无论是民生、政治还是军事，都需要参考史料。

所以中国历史是一套严谨的社会演变史，是历朝历代承上启下相互联系的。

孤立看到宋史，是不完整的。

唐朝立国后，皇室靠门阀世家治国。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门阀世家膨胀、僵化，完全阻断了寒门士子的上升渠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史之乱其实是一次阶级斗争，是边疆投身无门的寒门士子发起的一次对门阀世家垄断的战争。

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安禄山在757年就死了，而安史之乱却持续了八年。

如果这场叛乱只是安禄山个人的野心，自然是会随着安禄山的死而快速瓦解。

但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却是阶级矛盾的集中爆发。

此后，就迎来了藩镇割据时代。

直到唐末，不得志的寒门士子黄巢在黄河边杀光了五姓七望的千年贵族们，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突然断了层。

传承了千年、掌握知识的世家贵胄们，没了。

社会的权力、道德和舆论高地，出现了真空。

于是，五代十国才进入了最血腥残暴的乱世。

几乎每一代的中原皇帝快速上位后，都想要重现大唐荣光，一统天下。

然而，他们都没能解决一个问题：贵族们没了，如何治理这个天下？

频繁的政变和战争，消磨了所有人的耐心，皇帝们在乱世中无法找到新的制度来填补被毁灭的旧制度。

直到赵匡胤的出现。

宋太祖能被那个人列入其中，不仅仅是他开创了大宋。

他在已经腐朽、消失的旧制度解体后，重新缔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

这个社会结构就是启用文人治国。

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它的背后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推出大量前所未有的新政，并且结合民生、经济、军事、政治都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来做综合考量。

在过去的时代，文人在帝国的话语权是很低的。

到了宋朝，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农家学子，只要你会读书，你就能在当今天子的大殿里做题考试，并且跃龙门。

大宋历代的宰相，基本上出自寒门。

我们可以简约地称呼这个制度叫做：文人精英治国。

文人精英治国在大宋朝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成效是什么呢？

良田从宋初的2.95亿亩，到北宋末年涨到7.5亿亩左右。

然而，任何体制刚出来后，没有前人的借鉴，都容易走极端。

大宋朝就是在这么一个开创性的体制上，走向了文盛武衰的极端。

当然，这个过程中，宋太宗赵光义是个催化剂，他过分的重文而压制武将。

这才是历史的脉络。

到了明清，读书人治国已经是既定规律，所以明清基本上可以维持近三百年，中途没有大规模内乱。

即便是后世，也沿用了读书人治国。

到工业时代，世界崛起的强国，基本上是读书人精英治国的理念，从政者，也都是名牌大学毕业。

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才能对目前大宋朝的内部吏治做客观的整改，从而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就是历史的真正意义。

回到赵宁此时此刻在朝堂上的安排，这份安排并不是张口胡来的。

赵鼎是建设性人才，这种人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秦桧是毁灭性人才，这种人才，其实很多，但做到秦桧这个份上的，却很少。

所以，整顿这一次的大规模官吏，需要秦桧上手。

而真正解决官员冗余、人浮于事，则需要新的制度。

这种建设性的工作，难度才是最大的。

所谓的《大宋冗余官员裁汰策论》、《靖康官员考绩条则》都是要和新政取得联系的。

例如许多多余的官员，要么滚蛋，要么去老老实实做监镇官。

也就是把盘子铺开，把官僚体系从拥挤理顺。

至于此次案件，无疑是加速了大宋朝审计院和军督府的大规模建设。

大殿内鸦雀无声，群臣惊惧而不敢言。

赵官家环视一周说道：“席贡、刘光世，斩！”

还是鸦雀无声。

长安会战的争议，是张浚主责，还是席贡主责，现在无疑是落下了句号。

席贡擅自逃跑，刘光世弃城而逃，就该死！

大宋以前的对这种人太过仁慈。

正史上，刘跑跑出了名的临阵脱逃却活到最后。

甚至还有一些官员投敌后，回来大宋继续做官。

这些就都很扯淡。

在赵宁这里，就该全部去阎王爷那里反省。

这场腥风血雨尚未结束，因为秦桧接下来会把这个案子里的无数官员搞出来，按照目前的架势，要死多少人，谁都不敢想象。

总之，这场从中央行政到地方军政的大案，将对靖康新政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天，京城张家被封，周枢的周家被封。

前一天还在云端的人物，转眼成了死囚。

《东京日报》、《京师快报》、《靖康闲话》等等报纸，开始赶工发刊。

从东府、枢密院、军政院，再到六部二十四司，京畿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再到开封府衙门，诸多官员，都忙碌了起来。

可以说，靖康五年的开端，是血红色的。

就在东京大案爆发、陕西严肃清查的时候，正月十六日一大早，大宋与西夏交界的会州北部，发生了一件不太起眼的小事。

但正是这件小事，在接下来引发了国际大争端，甚至为此无数人丧生，并且影响了接下来的国际走势和无数家庭的命运，更改变了宋夏双方的贸易格局。

一队队商旅运输大量的货物，正朝南面的会州禁榷场行去。

按照规矩，这些货品进入榷场后，必须由大宋方面的官吏进行严格盘查，确认无误后，才允许过关售卖。

便在此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支人马。

这支人马显然是埋伏已久，他们动作迅猛，看衣着，似乎是宋人，且人人持刀。

风雪中，传来了惨叫声，商旅们扔下货物奔逃。

正月十八日，一封紧急奏疏被传送到兴庆府，内容很简单：大夏国商旅被宋军抢劫，大夏国子民三十八人惨死宋军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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