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是北电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通过观摩学生才能更好的理解电影理论，才能学习别人的优秀手法。

　　只是1978年国内的电影资源少，优秀的外国电影更少。不过学校还是尽力地找片子，每周安排四场放映，每个周二下午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室看两部进口影片，每周六下午在朱辛庄礼堂看两部国产影片。

　　进城到中国电影资料馆观摩影片，学校会开两部大巴，里面挤满各系的学生，还加上部分教师。人挤人，人靠人，简直连喘不过气来，但是谁也没有怨言，一个人也不愿意拉下。北电学生对电影的渴望，不比中文系学生对名著的渴望少。由于北电是艺术学院，有文艺特长的学生非常多，一路上歌声飞扬，笑声在车厢内激荡，陈凯哥也适时的朗诵了自己的新诗《在公交车上》，原本沉闷的旅途充满了欢乐气息，不知不觉间便到了电影资料馆。

　　从车上后，许望秋找工作人员一打听，今天放的南斯拉夫电影《奈雷特瓦河之战》上下集。这算不什么上好电影，许望秋就给刘林他们使了个几个眼色，偷偷溜出了电影资料馆，准备进行大采购。

　　这个时期由于物质生活贫乏，学生经常吃不饱，尤其到了晚上总是饿得慌。北电的学生有不少人偷偷到附近的田里去偷蔬菜、偷苹果，许望秋他们寝室也偷。不过许望秋觉得自己还在长身体，还是得弄点有营养的来吃；因此，他打算进城买些面，再买些油盐酱醋，晚上做点夜宵加餐。

　　许望秋给大家分配任务：“夏刚你回家搬煤油炉子；我跟刘林去电影家协会交稿子，然后商店去买面、买调料；老吴你们去打煤油，然后找个餐馆买菜，买两个肉，再买两个素菜，等我们买面回来下面吃！”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五块钱，递给吴知柳：“这钱你拿打油买菜！”

　　吴知柳摆手道：“不用不用！我和老谋有工资，这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

　　根据财政部文件规定，进入大学时工龄满五年者，学习期间由原工作单位照发工资。吴知柳和张艺谋工龄满五年了，在北电上学，原单位是要给他们发工资的。吴知柳和张一谋工资都是30多块，在学生中算是大款了。

　　许望秋听到吴知柳这么说，便道：“那好吧！”

　　与吴知柳他们分手后，许望秋和刘林坐车来到了北环西路15号的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电影家协会和旗下杂志的办公地点原本在舍饭寺，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在一起。但在经历十年运动的动荡后，他们的办公地点早已被占用，于是，电影家协会就暂时租借了新影厂主楼四楼作为办公地点。

　　许望秋来到四楼电影家协会的办公室时，只见一张办公桌前围了不少人，正在讨论什么，领头的正是钟惦非。许望秋不知道自己来得是不是时候，还是喊道：“钟老！”

　　钟惦非看到许望秋顿时笑了，拨开人群，走过来道：“望秋，是不是稿子写完了？”

　　许望秋将自己写好的稿子取出来，交给钟惦非：“写好了，还请钟老斧正！”

　　钟惦非将许望秋和刘林带进办公室后，没有急着看稿子，而是看着众编辑，微笑着道：“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谈《英雄儿女》的视听语言”的作者许望秋，他也是《妈妈再爱我一次》的作者。”

　　众编辑听到许望秋是《妈妈再爱我一次》的作者，纷纷过来跟他握手：“许望秋同志，你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太动人了，是我看过最具感染力的剧本！”、“我看好几次，看一次哭一次！”、“每天中午我都会听《妈妈在我一次》的广播！”……

　　“你们别围着望秋，拿两张凳子过来，让望秋他们坐！”钟惦非知道《妈妈再爱我一次》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应，但他没想到办公室的这些编辑看到许望秋也这么激动。不过仔细一想也不奇怪，大家看惯了高大全似的英雄，现在突然冒出一个讲身边人、身边事的故事，都本能的感到亲切。

　　钟惦非对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姑娘道：“小郭，给望秋和这位同学倒杯水！”又对许望秋道：“你们坐一会儿，我把稿子看完再跟你们聊！”

　　许望秋的文章有2万多字，钟惦非年纪又大了，没半个小时估计看不完。许望秋不想坐着傻等：“钟老，你不是说我的文章发表后，你们收到了很多反馈的文章嘛，我能不能看看这些文章？”

　　钟惦非转头对倒水的姑娘道：“小郭，把关于电影语言讨论的文章都拿来，让望秋看看。”

　　吩咐之后，钟惦非拿起许望秋的文章，仔仔细细地读起来。许望秋的文章叫《论现代电影语言的中国化》，这一次许望秋在开篇就把太祖的观点亮了出来，指出文艺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而电影作为文艺的一种，也应该如此。

　　在亮出这个观点后，许望秋提出电影作为文化产品，满足群众娱乐需要的产品应该占主流，应该占整个市场的90%以上；而追求艺术性、追求思想深度的艺术电影比例应该在10%以下。只有把比例控制在这个范围内，整个电影市场才是健康的，整个产业才能稳步发展。如果艰涩、难懂的艺术片成为市场主流，观众看不懂这些电影，那么他们就会放弃看电影，选择其他的娱乐方式。如此一来，整个电影产业就会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许望秋也在看其他人的文章。钟惦非对许望秋说，他文章在《电影艺术参考资料》发表后，在电影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但钟惦非有一点没有说，支持的非常少，绝大多数都是持反对意见的。

　　反对的理由各不相同，好莱坞是资本主义、江卿支持、缺乏艺术性等等。这些人都倾向性欧美电影，认为中国电影应该向新现实主义、新浪潮学习，甚至有部分人不但反对电影公式化和套路化，而且旗帜鲜明地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性和故事性。他们认为电影完全可以没有戏剧性、人物、矛盾冲突，电影本体的造型等功能足以支撑一部电影。

　　看着这一篇篇文章，许望秋的心沉到了谷底，历史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出现而改变走向，反戏剧化、反故事的思潮非但没有得到压制，反而提前来了。

　　许望秋知道在这样的纲领指导下，电影圈对好莱坞是谈虎色变，会唾弃商业电影。如果一个导演票房好不但不会受到追捧，反而会被评论界唾弃，甚至连导演自己都觉得低人一等。

　　导演张华勋连续拍出《神秘的大佛》和《武林志》两部卖座电影，其中《武林志》观影人次高达5亿，但张华勋收到的却是大面积的骂声，最终他放弃了动作片，连金庸请他拍《书剑恩仇录》，都毫不犹豫的拒绝了，转向了偏文艺的片子。

　　导演李少虹因为北影厂让她拍商业片，委屈得直哭。田壮壮劝她说：“你拍吧，最起码你能得到机会，证明你是可以的，等得到认可就可以拍自己想要拍的。”最终李少虹哭着拍完了《银蛇谋杀案》。尽管这部电影大获成功，成为当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但成名后的李少虹没有坚持《银蛇谋杀案》的路线，而是迅速转向艺术片。

　　在这种思潮的主导下，中国电影界出现了极为奇怪的现象，反故事的艺术片票房惨败，却赞誉无数；而商业电影票房大卖，观众如潮，但主创人员却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在这种思潮的主导下，有能力的导演不愿意拍商业片；而没能力的导演想拍又拍不好。

　　于是，整个电影市场几乎找不到合格的商业电影，而观众纷纷逃离电影院。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产业彻底崩盘，彻底陷入谷底。

　　作为东影子弟，电影系统在90年代的悲惨境遇让许望秋刻骨铭心。即使穿越了，即使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也不会忘记那个冬天，他和妹妹冻得瑟瑟发抖；就在那个冬天妹妹死在了电影厂家属楼的强拆中。因为这件事，许望秋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

　　作为穿越者，许望秋有多选择，有很多路可以走，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电影，除了本身热爱电影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改写历史让妹妹活下来，让父母不再孤零零地过晚年。当然如果能让整个电影系统都过得好一些，他也是非常愿意的。

　　不过许望秋不敢说要拯救中国电影这种话，不是他不愿意，而是这件事难如登天。中国电影在90年代陷入困境原因非常复杂，主要有四个方面，电视和VCD的冲击；改革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文化系统和广电系统的矛盾；以及评论界对商业电影的排斥。

　　电视和VCD对电影的冲击是历史潮流，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这是政策问题，许望秋如何有能力改变；而文化系统和广电系统的矛盾是政府部门的问题，许望秋又如何能化解。唯一有可能改变的是，电影界对商业电影的排斥态度

　　许望秋希望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张一谋他们，让他们不要走上轻故事的老路；希望用自己的文章和作品去影响整个电影界，保住中国电影保持讲故事的传统；这也是他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可万万没想到他非但没有改变这一切，反而让灾难提前了。

　　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在许望秋心头腾起，像一块石子卡在肺管上，让他喘不过气来。

　　许望秋切实感受到了个人在潮流面前的无力，但他也清楚其实还是自己太弱，如果自己足够强大，如果自己能一呼百应，也许情况就不同了。

　　许望秋右手紧紧攥住椅子把手，就像溺水的人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的树枝，他真的不甘心，非常非常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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