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众人不说话，杜中宵对徐克道：“主管，商场是做生意的，你说一说。一日立契须经保人，二是立契时用押金，不能完成则立多少数额的违约金，哪具合适一些？”

　　徐克起身拱手：“回提举，依小的这些日子主管商场，觉得保人和押金两种办法各有好处，不能偏费。有忠诚勤俭之人欲做生意，苦无本钱，有些人脉，可以让人做保。像商场，下面找商户的时候，最开始就是让营田务做保，贷钱给村社。后面慢慢从货款中扣些钱，做为押金，便不须保人了。有那本钱雄厚的外地商人，本地哪里找保人？就让他们交押金，一样做生意。不过，不管哪种办法，立契时最好能明写违约金。如若不写，一旦违约只能按损失数额来赔偿。这里有个确数？空打无数官司。”

　　张士安道：“做生意有本钱有利息，有市价，如何算不出来损失确数？”

　　徐克拱手：“提刑，便以学生管的商场来举例子。商场与广南来的某个商人议定，让他贩些南海珍珠来，何日到，多少数量，都有确数。时限到了，或者货物拖延时日，或者数量不够，契约写不清楚便就难论赔偿数额。我们也是经多了这种事，得提举指点，现在商契都明定违约金。晚到一日罚多少钱，数量短少罚多少钱，都有明契，少了许多纷争。”

　　马寻心里清楚，杜中宵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十三郎等人从宜城县抢了人。宜城县令已经打听到了是营田务的人干的，状子递到州里。马寻是毛诗出身，不是进士，官场上本就被另眼看待，官职又低于杜中宵，不好强到那里拿人，一时犹豫不决。杜中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是给马寻个台阶下。

　　马寻精于法律，岂能不知道这里面的漏洞？十三郎抢人在前，订契约条例在后，法不前溯，按道理是管不到这案子的。但只要新条例出来，可以让县令决断，依情按新法论处，这在地方官的权限之内。心中有计较，马寻基本不参与讨论，自己等三位监司主管官议出结果执行就好。

　　周沆沉吟良久，道：“若是订立契约时，明写违约要赔偿钱数，倒也有许多好处。怕只怕，有的商人贪图好处，会故意违约。如商场买卖货物，订契约时，市价若干，写明违约赔多少罚金。而运货物到地方的时候，市价涨了，违约反赚得多，商人便就违约。治地方明法令，淳风俗，发生这种事情，就败坏风俗了。此事要多斟酌，不能只因为衙门容易办案，就如此做。”

　　地方官对案件有一定的裁量权，必须依法断案，但可以依情裁处，上下无异议即可。一个原因就是治理地方，不只是执行朝廷法律，还有教化地方的职责，两者并无轻重之别。对案件是从严从重，还是薄罚，一个标准就是能不能教化地方，所谓淳风俗。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依地方风俗法外断案，就是乡原体例。州县官员与路级监司的官员不同，也与后世有别。他们不但是朝廷派出治理地方的，对朝廷也代表着地方。对百姓代表着朝廷，对朝廷则代表着地方百姓，一方面是朝廷律法，另一方面是乡原体例。乡原体例不是地方法规，地方法规是朝廷律法的一部分，此时称一州一县条例。乡原体例是地方风俗习惯，遇到了不合地方常理人情的案件，地方请愿要求更改结果，就是依据于此。

　　周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订立契约时明订违约金，商人在违约能够得到好处的时候，自然会选择违约。如此一来，会养成漠视契约，不诚信的风俗，违背了治理原则。

　　杜中宵道：“副使，商人做生意，本来就是逐利。任何一单生意，都是有风险的，风险多大，双方各自承担多少，就在契约里表现出来。如何表现？一方违约赔罚金若干，另一方违约赔罚金若干，这个数额就是各自估计的风险。当时估计错了，后来又有何话说？若讲如此不诚信，以后不与此家做生意好了。”

　　周沆想起了想，点头道：“如此说也有道理。不过民间人身契，又有许多不便处。”

　　杜中宵道：“人身契反而好办得多。百姓卖身为奴者，无不是走投无路，不得不如此。朝廷当爱护百姓，约束主人不得苛待奴仆，契约自然倾向卖身者。卖身者要赎，主人本就不该阻拦，是也不是？”

　　周沆和张士安点头：“自该如此。”

　　杜中宵道：“那就好办了。立约时有期限，若是提前赎人，只需把典身钱分摊到时日里，把以后日子的钱还给主人就是。当然，赎身之后主人家或要雇新人，需要时日，便可商量，是多做些日子，等主人再雇了人来才走，还是交些罚金。这个日子要定下来，最多一个月，罚金也不能多。”

　　杜中宵是按他熟悉的工厂工人辞职来算的，提前一个月辞职不算违约，实在等不及给赔偿。这个年代的奴仆其实就是雇佣工人，依然是朝廷编户，人身权利得到保护。不过这个条件，对于奴仆过于宽松。

　　张士安道：“提举，若是如此定，对于卖身人来说，契约期限便就可有可无，全无约束。提前赎身时，还是要跟主家商议，双方议定才好。只要让主人家不亏钱，谁还会强留人不成？”

　　杜中宵道：“怎么不会强留人？提刑，便以此次姚守信嫂嫂来说，那员外不许赎身，强留在家，就是贪图她的姿色，而不是贪图她在家里做活。遇到这种，不强立期限可是不行。”

　　见其他人不说话，杜中宵道：“要不这样，为了让卖身人有约束，可以提高罚金数额。剩下还有多少日子，把典身钱摊在里面，多收一倍，如何？”

　　周沆和张士安沉吟很久，一时决断不下。他们同意了，这就成了附近数州的地方条例，一定要执行的。加入违约条款，并不违反朝廷律令，只是作为补充，这几个就可以决定。今天同意了，以后是要负相应责任的，两人必须仔细掂量。

　　杜中宵一定要加入违约条款，卖身为奴的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他们以后的契约，还要加入工作时间，加入休假制度，一些相应的福利保障，甚至教育条款。

　　与欧洲不同，唐宋时期奴隶制度的瓦解，被雇佣者地位的提高，是由官方主导的，伴随着儒学的复兴。此时的学术思潮，对天下治乱看得很重，一有乱起，首先会被认为德政不修，逼起民乱。对于造反者的态度，大多是只诛首恶，不问协从。严厉镇压的盗贼重法，只适于部分地区。

　　这种社会条件下，血汗工厂根本开不下去，朝廷法律不允许，社会道德同样不允许。

　　总体上讲，血汗工厂只会相对提高利润，并不会绝对提高。普遍是血汗工厂，工厂主并不会得到超额利润，只有一部分是血汗工厂时，工厂主才会得到超额利润。在超额利润的刺激下，其他工厂也会向血汗工厂靠拢，超额利润慢慢消失。压榨出来的劳动财富，是整个社会的福利。从整体上讲，劳动者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也就没有消费能力，不利于市场发展。内部市场无法发育，只能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帝国主义不断扩充殖民地。从殖民地掠夺资源，同时做为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

　　这种模式下，对外扩张只能是占领殖民地，而不是扩大领土。殖民地可以提供资源和市场，内部市场不完善，领土扩张是不划算的。欧洲国家在强盛之后，殖民地几乎完全丢失，是他们发展路经决定的。

　　西方世界，不能依赖殖民地的美国和德国，反而培育了内部市场，在工业发展上领先。而殖民地广大的几个国家，工业很快被美德后来居上，说明了殖民地是有毒的蛋糕。

　　杜中宵的做法，是一边发展工业，一边培育内部市场，本就不允许血汗工厂存在。以内部市场为根本，才能长久，中国的市场足够大了。宋朝内部市场能够统一，比多少殖民地都有价值得多。不但是整个社会得利，工业也有了动力，可以快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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