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曹嵩在一旁帮腔，场面一直没冷下来，只是聊着聊着曹嵩忽觉得问题的走向逐渐不可控了。

    譬如在聊到如太学生这样的在京士人时，曹操直接锐评道：“现在外面的人都担心殿下被宦官蒙骗。”

    曹嵩很想揪着曹操的耳朵问一问，这是你该说的话吗？看不到旁边的郭胜正在咬牙切齿吗？

    刘辩则反问道：“若我将身边之人换成太学生，就一定不会被蒙骗吗？”

    又论起地方不法横行。

    刘辩问道：“孟德历任地方，见是宦官子弟为祸更甚，还是豪强恶吏为祸更广？”

    曹操并不正面回答，只说：“臣见权贵子弟仰仗权势，恃强凌弱，凡有地方长吏不能制者，民皆苦之。”

    稍后又谈及一些问题，不过这些问题也都是表象，没有触及最根本的土地问题，刘辩决定再说上一句。

    “我见往年上计簿，自中平初年因黄巾贼而大减以来，近些年人口、田亩亦年年减少。国家租税也因此减半，此事率更令应最清楚不过了。我亦时常忧虑。”刘辩虽年纪不大，可说起此话，在场之人竟都不觉得有异。

    曹操冷静地回答道：“殿下，臣以为应当整顿吏治。”

    汗流浃背的曹嵩，闻言总算松了口气。

    但他却没发现曹操比他轻松多了，显然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曹操自己是心里有数的。

    曹嵩没那么不学无术，他很清楚地方上的猫腻，隐瞒人口、田亩，将豪族的田租转移到黔首的身上，诸如此类。

    如果想要直接解决这些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重新度田。

    但他很清楚重新度田会造成什么后果，上一次因为国家对上计的结果产生怀疑而重新度田还是光武帝。

    那一次，共杀了十多个刺史、郡守，全国多地不约而同地爆发了大规模叛乱，甚至包含了光武帝起家之地幽州。

    在这个话题之后，谈论的内容再度平和起来，诸如沛国饮食与雒阳的区别？那里的人爱吃粟米还是稻米？

    ……

    等到曹嵩携曹操告辞离开，刘辩也准备回宫去了。

    他原本就没想过曹操一见面就对他掏心掏肺，倒也称不上失望。

    曹操话语中有所保留之处并不少，可刘辩自己也没做到坦诚相待。

    至于刘辩最后所提出的上计，指的是每年年末前，各郡国需要将治下的户口、人口、田亩、钱谷等数据由专门的上计吏送达中央的固有制度。

    度田则是上计之前的工作，各县每年都要调查治下的田亩、人口数据，然后汇总到各郡国。

    当数据汇聚到中央之后，这些数据会和往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如果有对不上号的地方，轻则问责上计吏，重则后面的国相或太守、刺史等都跑不掉。

    而就目前刘辩能看到的上计数据来看，自光武时的那次因度田而产生的大规模叛乱被平息以来，最关键的田亩和人口数据变化基本上还算是合理。

    奈何到中平元年，这些数据有了一次巨大的断层，并且随着之后各地的此起彼伏的叛乱继续下降。

    叛乱，尤其是大规模叛乱，是最好的失去人口、田亩的理由。

    失去很简单，可要想把账面上失去的人口、田亩找回来，可不容易。

    刘辩想着，曹操所说的整顿吏治，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

    回去的路上，曹嵩问道：“我儿如今心事可还算解了？”

    曹操点头，道：“怪不得蔡公话语间这般推崇太子。”

    待回到家后，刚进家门，曹操忽然感慨：“阿父，听说太子长于民间，被一个姓史的道人养大？”

    曹嵩一愣，疑惑道：“你是想？”

    曹操又道：“子脩年纪大了些，可丕儿才一岁……”

    但曹嵩马上给曹操浇了盆冷水：“陛下当初想要赏赐史道人都寻不到人，你就别做妄想了。”

    曹操遂罢此念。

    而另一边，同在回去的路上，刘辩便想着，似乎自从西园八校尉建立之后的这几个月，各地便没再有叛乱上报了。

    哪怕是鲜卑人都好像老实了不少。

    这让他都稍微有些不习惯了。

    于是刘辩琢磨着，这八校尉建都建了，总不能白建吧。

    总要给八校尉部找点事情做，一天天花的可都是实打实的钱啊！

    然后，非常凑巧的，灵帝也是这么想的。

    他又重新提起了出巡计划。

    好在这次出巡也不会立刻出发，而是要等到暑气过去。

    ……

    在之后的时间里，刘辩接连看到了两份奏书，分别来自袁绍和马日磾。

    汝南黄巾贼终于向袁绍投降了，接下来等到袁绍安置好投降之人后，有何进在，其必然还要回京，另择其他籍贯之人接任太守。

    而来自马日磾奏书内容则要长一些。

    而受灾的七个郡国，其中百姓最终愿意迁徙去荆南定居的远没有达到预期的五万户，实际上只有将近两万户，男女老少加起来不足十万人。

    此外，刘辩还在奏书上看到了两个他熟悉的名字。

    华佗与张机张仲景。

    说起来，华佗还是托了张仲景的福。

    马日磾虽不歧视医者，但也不会特意把医者的名字写进奏书之中，但张仲景好歹是个县令，于是便在言及张仲景的编书为其表功时说明，一个叫华佗的医术水平非常高的医者认为书中的内容是有道理的。

    荆南四郡算是开发程度比较高的，最巅峰时四郡的人口突破了三百万，单是长沙一郡，就有一百一十七万人，只在人口密度上比不过中原地区。

    然后，大疫就来了。

    自桓帝元嘉元年（151）正月起、延熹四年（161）正月，包括本朝的建宁四年（172）三月、熹平二年（173）正月、光和二年（179）春、五年（182）二月……

    疫病首先起于北方，随后向南传播，荆南也不能幸免。

    而光和七年，即中平元年爆发的黄巾起义，便是在此种疫病肆虐、天下大旱、赋税不绝、郡县压迫的背景下发生。

    最近的一次的大疫则是黄巾之乱后的中平二年春。

    而对于这种快速传染类的疾病，时人称之为伤寒。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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