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实在是太多了，我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现在就不再赘述了。一个画家的名声如何，最终还是要靠他的作品来说话。我还是比较了解他这个人的，早在他开始学习绘画之前我就见过他了。他流落在巴黎的那段时间里，我也经常拜访他。战争的爆发正是我前往塔希提岛的一个重要契机，也是我回忆的开始，因为他就是在塔希提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时光。人们对他的这段日子知之甚少，而这段时日恰好是我非常熟悉的。如果思特里克兰德确实如他的忠实信徒所说是一个伟大的人，那么对这些信徒来说，阅读与他有过接触的人的回忆显然是必要的了。

        有一句格言：为了心灵获得宁静，一个人必须每天做两件不喜欢的事情。虽然我不记得它是谁说的了，但我对此深信不疑，并且身体力行：每天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觉。不仅如此，由于我还信奉苦行主义，每周我都会让自己经历一次巨大的考验。我一期不落地阅读《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在阅读中修身养性。想一想，每年出版的书浩如烟海，等待出书的作者该怀抱着多大的期望呀！即便侥幸成功，成功也只是一时的。要知道，作者出版一本书是多么费事，呕心沥血，饱含辛苦，可是这本书对读者来说却只是几小时的消遣。由此我想，有的作者甚至是耗费了自己毕生的心血才出了一本书，多么不容易，作者应当从写作这件事本身来获取报酬，对其他外界的评价都应当放平心态，不计得失。

        战争使人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和我们老一辈人完全不同，年轻人有了新的神祇或者说信仰，这是显而易见的。年轻的小辈对自己掌握的力量有了充分的认识，他们蓄势待发，不再像以往那样卑躬屈膝，新时代的大门已经为年轻人敞开。还不了解新形势的老一辈还想努力发挥余热，但这不过是自欺欺人。他们发出的呐喊如此空洞，他们模仿年轻人的动作也如此滑稽可笑。他们就像是年华老去的浪荡女人，指望通过化妆打扮自己，挽留青春的残影。而那些稍微有点智慧的老人则故作文雅，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宽容姿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年轻时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热血沸腾，狂放不羁。他们还知道在时代的浪潮下，早晚有一天，这些勇敢的年轻人会登上宝座，而老一辈会黯然退居幕后，这都是注定的事情。正如《新福音书》不再时兴的时候，尼尼微城鼎盛起来一样。可是年轻人总以为自己说的是一些前所未闻、充满新意的东西，殊不知在老一辈看来它们不过是陈词滥调罢了。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过程就像摇荡的钟摆，不停地循环着。

        有时候，一个人的名气并不是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倘若他还活着，一定会对这个新时期倍感陌生。比如说，英国诗人乔治·克莱布在他那个时代享有盛名，但是在今天，他的名气已经大不如前，能想到他的人可谓寥寥无几了。可是在当初，他的才华几乎是公认的，没有人怀疑他是个天才，这在今天来看恐怕是很难理解的事情吧。他从亚历山大·蒲柏学派那里学到了写诗的技巧，创作出了许多押韵的故事，它们发人深省，令人回味。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许多新的诗歌得以传唱。我猜想克莱布先生一定对那些风靡的新诗有所耳闻，并认为这些诗不怎么样。的确，很多新诗是这样没错。不过，还是存在着不少别具一格的新诗，比如济慈、华兹华斯创作的颂歌，还有柯勒律治和雪莱的几首诗，都犹如清风拂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克莱布先生未免迂腐过头了，虽然他仍然笔耕不辍。其实我也一直在阅读新的诗作，我发现在这些年轻的作者中，或许真的有下一个济慈或雪莱，而且他们可能会超越前人，做得更好，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我非常钦佩他们能写出优美的诗篇来，虽然他们年纪尚轻，但已经展露才华。但是即便他们的文体再精巧、句子再优美、词汇再丰富（仿佛他们一生下来就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库》似的），我也不得不说这些文章有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缺乏新意。我认为，他们对事物的认知仅仅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他们看似热情，但是实际上缺乏热血沸腾的劲儿；他们口中所谓的梦想其实也平淡无奇，不能撩动人们的心弦。总之，必须承认，作为一个过时的老古董，我的确不大喜欢他们，我宁愿继续书写那些押韵的说教故事。不过我的写作真的只是为了自娱自乐，没有其他的目的，否则我就要骂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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