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正平坐在办公室，一本接一本的批改着作业，表情认真而严肃。

　　不像是后世的大学，刚刚恢复高考的大学，教育环境是严苛中带着温情的。

　　每名学生每天都要上四节乃至六节课，一周六天甚至六天班，就要上30节，大约十五堂课，而这十五堂课，几乎堂堂都有作业布置。

　　对学生来说，每天两三堂课的作业，自然不免要努力到深夜，也因此戏称凌晨三点睡觉，早晨九点起床的是“九三学社”。

　　这样的学习要求，自然是相当严苛的。

　　然而，学生要做作业，老师自然要批改，而且，不止是普通的讲师助教要批改，副教授乃至于教授也要批改，且往往不会假他人之手。

　　五六十岁的老教授，甚至是两院院士，亲自批改大学生初学者狗屁不通的文章的大有人在，这即是80年代大学温情的一面。

　　按道理说，大学生的作业，谁批改不是批改，然而，中国向来有大师冶学的传统，赋闲在家的学问家教授蒙学的不在少数，且常有出色的弟子脱颖而出。

　　80年代也是如此，无数大学生得益于此。

　　但是，有人得到就会有人付出。

　　一堂课少则二三十人，多则百八十人的作业，即使一周上两堂课，也是堪称沉重的教学任务。

　　哪怕是一人一篇文章，一百人的文章看下来，也差不多有想死的冲动了。

　　到高校扩招以后，高校的作业也就几近于无了。

　　不过，80年代的大学，依然保持着这种良好做法，虽然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学以致用，但点满基础知识树还是没问题的。

　　像是许正平这样的副教授，虽然教学任务之外还有沉重的科研工作，虽然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要坐四个人，虽然每天忙的连睡觉的时间都紧张，但批改起作业来，还是聚精会神，认真非常。

　　三五不时的，还有学生来办公室里问问题，许正平一周三天坐班，来问的学生很多。

　　这也和他的水平有关，因为对问题解释的清楚，有些外班的学生也来问许正平问题，他都是一视同仁，并不觉得浪费时间。

　　当然，如果问题太没有水平，许正平也会用简单的单句回答让人下不来台。

　　既然无心学术，那就没必要浪费宝贵的大学名额，许正平一直是这样想的，只是很少说出来罢了。

　　只是今天，许正平有些心不在焉。

　　就在昨天，杨锐将准备好的项目说明交给了他，明言会在接下来几天开启新项目，许正平将信将疑。

　　现在回想起来，许正平却是有点希望杨锐真能做到这一点。

　　“请问，哪位是许教授，许正平教授？”又是一名学生敲了敲门。

　　“我是。你是哪个班的？”许正平没有抬头，先将正在批的作业弄完了。

　　学生乖乖的等着，待许正平的工作完成了，笑道：“我是贺全贵，咱们见过，我在唐教授实验室里帮忙，我是来给杨锐送文件的。”

　　话说的有点啰嗦，但清清楚楚。

　　许正平却像是没听清楚似的问：“送什么文件？”

　　“新项目的相关资料，给您放哪里？”

　　“就放桌子上吧。”

　　“恐怕有点放不下。”贺全贵说了一声，跑了出去。

　　一会儿，贺全贵和另外三名同学，搬着四个大箱子进门了。

　　“放这里！”贺全贵先将箱子放在许正平桌子上，另外三名学生赶紧跟上。

　　箱子落桌发出“咚”的声音，四个大男生也是开始大喘气。

　　“这些都是资料？”许正平站了起来。

　　“不光这些，还有四个箱子，我们这就搬。”贺全贵说着就出门去了。

　　八个大箱子，一张桌子自然是摆不下的。

　　最后，许正平还是让他们将之堆在了自己的椅子后面。

　　“全是资料？”许正平看过的资料不少，但像是杨锐这样子搞的，他还没见过。

　　最起码，其他人不会浪费这么多复印纸和打印纸。

　　贺全贵去过华锐实验室，知道杨锐做事的风格，笑笑道：“全是资料，有的是期刊，有的是复印和打印出来的，您一会儿有空了，麻烦给杨锐打个电话，具体他有说明。”

　　许正平缓缓打开箱子，里面果然满满的都是书籍、期刊和复印件。

　　“这也太浪费了吧。”同办公室的另一名副教授过来，捻起一本装订出来的复印件看，虽然是双面复印的，但白花花的纸就用一次，还是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电话打到唐教授的实验室？”许正平顾不上看这些资料了，先在办公桌的本子上找分机号。

　　贺全贵点头说是，就在旁边等。

　　电话一会儿就通了，许正平听见杨锐的声音就问：“你这些资料，给我几天时间看？”

　　“资料就是给您参考的，您觉得什么时候看好了，什么时候就开始，项目组的话，我五天内能组织好，这次的项目比上次的费事些，还要和东京大学联系，您多费神。”因为是内线的缘故，杨锐的声音颇为清晰。

　　许正平看着八个大箱子，沉默片刻，咬牙道：“我五天内看完它们。”

　　“好，那咱们就先计划着下周开始项目，您悠着点，咱们还有别的项目呢。”杨锐说着笑了一声。

　　许正平没笑，哼哼两声，道：“你要是能计划出下一个项目，我熬了油也能做出来。”

　　做完一个项目接下来做另一个项目，这种故事听起来挺顺溜挺正常的，身在局中的人才知道有多难。

　　用所有人都熟悉的例子，做项目就像是准备考试，而且是边学边考的模式。一个项目做完了，接下来就做另一个项目，就等于是开学第一天上课就开考，然后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考一门，一门考完了再考另一门。

　　不断透支的精力和体力是一回事，考试之前的学习和准备又是另一回事了。

　　就像杨锐给许正平准备的新项目，开始之前，许正平作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首先得了解国内外的相关研究。

　　八个大箱子，几百万字的资料，那是上百名研究者的智力成果，要是不看别人的研究，难道自己用一辈子重新研究一遍？

　　这些资料阅读起来，虽然不至于像课本一样生涩，但里面的新东西一样不少。

　　正常来说，为了筹备一个项目，提前一两个月阅读资料都算是少的。

　　许正平说是五天阅读完成，那是吐血大甩卖，也是太过于兴奋了。

　　而且，杨锐完成了主要工作，对他也是一个刺激。

　　杨锐身为项目负责人，之所以占着通讯作者的位置，还能拿走一个并列第一作者，就是因为他肩负着最大的责任，寻找研究方向。

　　用局外人的思维模式，找一个项目似乎是很容易的。的确，高大上的项目是很多的，登陆火星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又有价值又有意义的项目，然而，这样的项目对于杨锐等人，却没有实际联系。

　　正常的科研，就是一点点的蹭出来的。

　　好像研究三角形，先要研究特殊的等边直角三角形，然后再研究相对特殊的直角三角形，接着是另类特殊的正三角形，以及相对特殊的等边三角形……谁要是上头就想证明莫利定理，这是个人选择，玩一辈子都可以，但是，如果连等边直角三角形都没研究出来，莫利定理的美妙与证明困难也就无从说起了。

　　当然，知道研究三角形，知道要研究等边直角三角形还是幸福的，最最正常的科研，是连研究什么都不知道。

　　天底下是有很多值得和需要研究的东西，但是，登陆火星这种不算的话，剩下的就不多了。

　　很多研究者每天都在思?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而在没有项目的时候，好点子也许会像井喷一样蹦出来。

　　然而，臆想的“好”是不是真的好，还需要再验证。

　　如果是在21世纪，搜索文献资料库还是比较简单的，结果通常也是比较简单的，一般来说，99%的好点子，要么被人做过了，要么发现不能做。

　　不能做的原因是千奇百怪的，比如说，有侧面论证说，这个点子是馊的；比如说，有侧面论证说，我他娘的做了个类似实验花了10万；比如说，有侧面论证说，这一套实验难的能传染痛经……

　　偶尔，也会有一些好点子被证明是真的好。

　　比如说PCR的创始人穆里斯同学，他设想的用聚合酶链反应，被许多同事认为，肯定做不出结果，否则前人肯定做出来了。

　　结果，确实做得出结果，而且前人真没做过。

　　于是，穆里斯拿到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

　　倒霉的人也不是没有。虐了大学生千百遍的拉格朗日，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也就是普通中国学生读大一的那一年，用牛顿二项式定理，解决了两函数乘积的高阶微商的问题，还用拉丁文写成论文，寄给了欧拉。

　　不久后，拉格朗日同学得到了回复：你所做的研究，已经在半个世纪前，被莱布尼兹完成了，让你写论文之前不查资料，白瞎了吧。

　　所以，拉格朗日在18岁的时候，与18岁的中国大学生有一桩事是相同的，他们都曾面朝天空，高声疾呼：去你娘的莱布尼茨！

　　许正平不想骂娘，所以他每次开启项目，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阅大量的资料。

　　现在，这项工作竟然被杨锐完成了，给许正平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不是一星半点。

　　虽然实验室老板就是做这项工作的，但杨锐是否能做好，许正平还是略有疑惑的。

　　“就从资料里找答案吧。”许正平俯视着八个大箱子，也是干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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