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在变化，无形的也在变化：虽然张汉卿用开发长三角、珠三角等手段设法降低东北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东北依然以其深厚的工业底韵，在各省经济排行榜上遥遥领先。

1925年底，哈尔滨率先在全国成立了无线电台、并建成了全国第一大的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其海关营收也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

辽宁省，以占全国经济总量的近三成傲立于世人面前，沈阳更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仅次于建设中的首都的东北交通中心。

而长春，则成为亚洲绿化最好的城市。

说起来，长春能够有这样的殊荣，有一半是日本人的功劳，一半是张汉卿的功劳。

张汉卿虽然是穿越人士，但知道自己的不足。像中国的城市建设，之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说和专业，数千年来基本上沿用依山伴水、从中间向四面开花的自由拓展式的放纵，然后人多了就是城市。

等到人口膨胀了，交通、排污、生活与工作、企业与民生、休闲与娱乐等等措施跟不上了拖后腿了，再去搞有中国特色的拆迁。然后官商勾结、民怨沸腾；或者建了拆、拆了建，劳民伤财不说，关键是出行及心里堵得慌。

当然GDP上去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为官一任，祸害一方，自然有后来者收拾局面。

这种事情，张汉卿见得多了，个人也曾经有一些想法。但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时位卑言轻就罢了，如今一朝权在手，当然要把令来行。他行的令不是插手做这个，而是要限制插手的人，防止朝令夕改。

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国家建立建设部，城市设立规划局，从大方向到小格局立项调查，然后报立法机构批准。

一旦通过，则政|府单位必须照此办理，无论首脑是否变更。如果有什么想法，需要重新规划，并说明修改的必要性，且需在年度预算之中，并重新报立法机构批准后执行。大变动者，要追究当初决策者的责任，从而对现任政|府机构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张汉卿，力排众议，使用日本专家规划了长春，并成就了长春辉煌。

要知道日本人对东三省蓄谋已久，因此对它的地理地质、河流山脉、甚至气候土壤雨水光照都有长期跟踪记录和分析，他们对东北乃至全中国，的的确确比很多中国人更“用心”。撇去目的不谈，他们的这份恒心，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

曾经有过一篇报道，正史上建国后中国海军在南海岛礁勘测时意外迷了路，最后还是靠一位当地渔民在日本一位民间测绘家遗留下来的满清时代的海图才找到出路。据说那海图画得十分详尽，几十年后使用它还基本上变化不大，不些地方还是靠着它才作出重要的补充，可见一般。

别说日本人也真有一套，在他们精心打理下，日据关东州的首府大连在后来更成为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

但是也许是为了哗众取宠或者获得点击量，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张汉卿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

在穿越前充斥中国荧屏的抗日“神剧”极尽丑化日本军人之能事，一些无知、无良、无耻导演为了迎合大众口味也大行其道，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在战争中牺牲的先烈们的侮辱！

----日本兵如此弱智和无能，却让中国抗战军人受到这么惨重的损失、中国军民承受了两千万人的牺牲，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抗日军民更弱智和无能？！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泼皮式的轻薄和鼓噪！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像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像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

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如果日本战胜中国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

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

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20  世纪  20  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Q。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

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吸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

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张汉卿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

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至于学习德国，纯粹是学习它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及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军事手段：闪电战、狼群战术，让中国军队登上新台阶而已。

而在政治制度上，和中国最相像的反而是苏联，这就谈不上谁学谁了：张汉卿本来就是这种制度发展到大成阶段的见证者，他在细微之处的变异远远超过了苏联。

就是在以党|领导国家上面，中国的制度也远远地把苏联抛在身后：相比较于苏联的渐渐往独裁上迈进，中国已经在中|央和地方实现了党内的皿煮集中制；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上，现在中国的国会制度也远远比苏维埃主席团制度先进。

后者一直到历史上的晚期，基本上是党权和行政权的“二权分立”。因为在实际运行中，总是党权独大，行政权和最高苏维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所以后来苏联人称最高苏维埃为“橡皮图章”。

请注意！中国人大连称为“橡皮图章”的机会都没有！后世的中国，制度全部来源于苏联，但好的一面被丢弃，却在三套机构之外设立了一个更没有价值的全国政协----中国人民因此多供养多少官员？

制度落后，才是真的落后。因为人大只能监督俗称“一府两院”的政|府、法院、检察院，而最该被监督的党却脱离于人大之外！

这不应该！

所以张汉卿经过深思熟虑后完成了一个创举：把司法权脱离人民党的控制，让所有的个人都置于法制的约束之下。

而对于行政权和立法权，以前他是很想彻底切开的，但是在目前，初生的中国需要权力集中以做大事，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才能完成，并减少掣肘。

虽然约束力较弱的缺点会在政权稳定后渐渐显露，但是张汉卿有信心在他手中最后完成三权分立----他还年轻。�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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