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认为湖匪乃饶州伤口本源，失去他们策应，矿匪也好、杨氏也罢，都掀不起大的浪花。

  “所以大人，学生以为这局棋里最关键的是解决湖匪。它就好比是乱局中，敌方在官府做的这条大龙里放下的一枚断子（围棋上截断对方气眼的子称断子）。

  如果它活了，东连山区作乱矿徒，南通正在喘息的杨星，有将整个赣北切断为东西两部，使饶州失去南昌府支援、糜烂湖东地区的作用。

  断子成势，官府控制的地盘会被不断挤压，直至失去整个中腹的优势。

  必须设法将它先提掉，那样矿徒失去依仗，杨星没了外援，整盘棋的主动权才能回到官府这边来。”

  “对于矿徒，你方才用了‘瓦解’这个字眼，为何？”赵重弼忽然问：“对湖匪重剿，却要对矿徒重抚，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还是官军力量有限，需要把精力专注在湖匪上，给予必杀一击。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不想杀。”李丹叹口气：

  “参与闹事的矿徒与积年作恶的湖匪不同，矿徒大多本是苦力，所以起事多因受到矿监、工头的蛊惑和煽动。

  他们对温饱不定、生死难料的生活失去耐心和面对的勇气，所以才起来闹事，但其中很多原本是很淳朴的人。”

  李丹说着笑笑：“实不相瞒，我带回来的人里就有矿徒中接受招降的人。他们一旦认清自己是被骗，反对起那些出卖他们的人来一点也不会手软。”

  “但是……这些人毕竟曾跟着造反……。”赵重弼还有些拐不过弯，皱起眉头来问：“你就不怕他们反咬一口？”

  “他们要的并不多，只要和他们做兄弟，同吃、同住、共赴沙场，这些人作战是很勇敢的。因为他们知道谁对他好，知道人应该报恩。”

  李丹说完补充一句：“当然，那些顽固、执着、身负血债的，我们通过镇抚官的甄别，该杀的肯定杀掉！”

  李丹说完向赵重弼介绍了自己任用的几个头领，比如铁玲珑刘社，比如斩将夺旗的高和尚，还有讲义气、多智略，性格开朗的豆子万——万四有等。

  这回赵重弼没有吃东西，将手肘放在桌面上，稍稍斜着身子听得专注、认真。“所以，你不杀他们，是因为相信这些人能改好？”他后来问。

  “这些人良心未泯，且他们在矿山有很好的经验、技术，可以教会我的人如何发现、采掘和冶炼金属，如何避免塌方、冒水等事故。

  这些都是多少人在井下流血、流汗好不容易积累出来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人头落地，并因此导致知识消失，太可惜了！

  所以，只要他们在矿徒中有威望，愿意接受招安，并且我们通过处置有血债的不法之徒，也达到了让所有人警醒、引以为戒的目的，那么可不杀的尽量留下。”

  说到这里，李丹身体前倾加重语气道：“少数别有用心者，会为了私利撺掇他们去造反、被砍头，那么就让他们看清这些人的嘴脸。

  没人是傻子，任何想愚弄他人者，必定付出代价！

  所以我们还有一招，通过让他们自己讲过去矿上监工、矿监和矿主是怎样欺侮，让自己或家人受苦受气，或者自己在浴血拼杀的时候，这些人如何锦衣玉食、左拥右抱的！

  让他们清醒过来，看到那些鼓动自己的人是何等自私和歹毒。他们自然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路。

  是继续和官军打擂台，还是认清鼓噪者的面目，接受朝廷招安回去踏实务工挣钱养活家小？

  每个人都会权衡利弊。关键是我们除去打杀外，要给人这样的活路才行！”

  李丹说：“当矿徒们发现并起来反对这类自己内部出现的不公时，官府要做的不是恶狠狠继续生死相逼地去剿，相反该是推波助澜、积极安抚，及时让他们与那些别有用心者分开。

  分化他们使队列出现缝隙，才方便官府瓦解其斗志。

  然后对采矿业的不公现象、过度压榨迅速出台法律或补充规定予以禁止或限制。所谓一手是棍棒，一手是大米和温暖的铺盖。

  官府的招抚不能是一味退让，该有两手准备，便能很快让矿徒们自己清除内部的鼓噪者，迅速镇静下来等待官府下一步的安抚。”

  “怎么叫大米和温暖的铺盖？你是说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答应什么？”

  “不，不是简单的让步，是谈话。耐心交谈、聆听他们起事背后有哪些故事，什么原因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条路，为什么那些矿监和工头能煽动他们？”

  李丹说着摊开两手：“这边是军事压力，这边是法权、治权，这是朝廷手里的法宝，用来平衡下面各阶层间的关系。

  哪个阶层独大对朝廷都是威胁，便要用这法宝该压的压、该治的治！”

  “军权、法权和治权……？”赵重弼喃喃地重复，微微点头，眼里是恍然了悟的神色。

  “比如矿主、监工阶层势力太大，那就要通过立法用法律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不过分，过分了就要动用治权施加管理，或动用武力镇压。

  让他们有限制、有规矩，不敢无法无天地压榨和剥削矿工，按照法令逐渐改善矿工包括刑徒在内的待遇和生活。

  摆明矿工的最低生活条件、薪饷条件、生老病死的基础保障。

  对矿主经营每年进行审查、核实并分级，级别好的可以有税收减免、新矿开采优先权等，级别不好的要罚，甚至歇业整顿。

  迫使矿主们让出利益来减轻工人阶层的不满，而不是随他们心意地将这不满通过闹事、造反来转嫁或发泄。

  朝廷付出的是文书、法令、治理，出钱让利的却不是国库而是矿主阶层。”

  “妙啊！如此，朝廷只需管住矿主、矿监、工头，矿乱自然可以消弭？”

  “非也！”李丹笑着摆手：“治理要全面，既然是立法治理采矿行业乱象，自然也要对矿工、刑徒的行为有所约束，不能只偏一面。

  为政者，要在公平！

  纵观历史，任何成功的变革和举措，背后必有两件支柱支撑，缺一不可。”

  “哦？”赵重弼身体前倾，问：“哪两件？”

  “法律和监察。”

  “法律、监察……。”赵重弼嘴里反复默念这八个字，微微点头。

  “相关法律是执行的依据，无法可依既让执行者不知所措、无据无凭，同时也给了不法者钻空子的机会。

  监察办法则说明执行者的责任、执行结果由谁、且如何进行监督，又如何奖优罚劣，甚至如何惩治不法！

  像委任矿监这种事情，就是没有法律，派了群内监下来，以为皇家奴才必定好用，不料适得其反的典型。

  而地方上抵触是一方面，没有法律依据和监督权限，最后导致情况失控，是个很大的教训！”

  赵重弼苦笑，用手指点他：“我说李三郎你可胆子够大，就这样直指圣上的错失。你就不怕传出去皇帝一怒把你流放到兰州？”

  “那最好！反正我未来岳丈也是被充军到彼，正好可以去照顾他！”

  “你，唉，我怎么把这个忘记了。”赵重弼已经听李丹提起过陈家的事，见他那副无所谓样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听说圣上比学生大四、五岁，所以我相信陛下若听见了，一定不会像那些老夫子似的只知道之乎者也地用圣训骂人，他应该听得出、也看得到学生这话里的可取之处。”

  李丹笑道：“即便要派内监，使地方上有法律，文官有监督权，则朝廷反对声音会小许多。如此，相信事情也不至于到眼前的田地。”

  赵重弼可不想再和他议论皇帝过失了，赶紧引回话题：“说实话，颇有些人是赞同要对矿徒以剿为主的。你知道这些矿山年年闹事，令地方不胜其烦呐！”

  “但是这些建议剿的大人们，不知他们可清楚为何会‘年年闹事’呢？”李丹摊开手：“学以致知，不知他们是否真的知了，还是自以为知？

  这两种情形是不同的。丹与矿徒出身的降卒吃睡在一起，我的亲兵中就有原来的矿工，所以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故事。

  据我所知，不少人其实是受人鼓动和裹胁的，真正想杀官、造反者仅寥寥数人而已。那为什么极少数人可以使百千之众被召唤而起呢？

  原因在于大部分人对现状有不满，因不满而心慌、恐惧，继而希望随众求安。

  当他们的不满被唤醒，那少数人便有了利用其随众之心的可能。大人可认为我说得对？”

  “嗯，的确如此！”赵重弼点头。

  李丹又把自己从刘社、铁小安、石三碾那里听来的一些事讲给他听，告诉他矿监和工头从中的克扣、欺骗，如何挑唆工人间械斗，如何把污水泼到那些自以为是、骄横跋扈的太监和税官头上等等。

  听得赵重弼不断叹息、眉头越皱越紧。“若不是听你说，还真想不到有这样的事情！”

  他痛心疾首，尤其想到皇帝登基之后急于改变财政现状，因此派遣内监下来监督矿务，却不想改革财务的举措，反成众多宦官和地方勾结、趁机揩油的“机会”。

  赵重弼摇首不已！“陛下可不是为了养肥这些人才派他们来做矿监的。”他说。

  “这个自然，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古时诸侯百里之国，而今天子脚下幅员万里，如何不惕惕然呢？圣意虽好，却需徐徐布局，万万急不得。

  任何政策的执行若仅凭一文圣旨，就想让下面办事的人兢兢业业、克己奉公，那怕是办不到的。

  所以立法时还应为执行这法律的官吏们同时树规矩，法律如何执行、执行者的责任与奖励、罚则，都必不可少。”

  “所以我说剿和抚要两手一起抓，剿是工具，抚是方法。矿工多数是习惯山里闭塞生活的，只要条件能过得下去，一般不会作乱。”

  “但是如果你这样提了，那些夫子们会指着矿徒们说：此等贱民刁钻狠厉，不剿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安人心。这又作何解？”

  赵重弼似乎是故意要与李丹作对，他却向后舒服地靠在椅背的软垫上，带着挑战意味地微笑着，手指有节奏地在桌面轻点，似乎在等着看这少年恼怒，或者闹什么笑话。

  “只因为他们在山里讨生活便贱了么？学生可不这样认为。

  都是怀胎十月生的，不过有人习圣人之道，有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有人挖山采石满脸泥。都是生活，方式不同、责任不同、财富不同而已。

  女娲可没说哪块泥高贵，贵贱之说不过是后人提出来的。我先给大人讲个事。”李丹拾起根筷子在杯沿上敲了下：

  “我在广信郊外与一乡绅相谈，曾问他对叛贼的看法。当时他也是大骂，我问你为何要骂呢？

  他告诉我说自娄贼起兵，稻谷价值长了三倍，耕牛价格是原先的四倍都不止，一石酒原本三十五或四十枚仁宣通宝，现在却要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枚还不一定能够买到。”

  “咦，这是好事，那财主可以大大地挣一笔了呀？”赵重弼不解。

  “我也是这么说，可乡绅说小兄弟你想错了。他告诉我，这些东西固然可以卖，但是你要运到上饶去，没有车、船是不行的，没有保护的人是不行的。

  雇车、船价格都涨了五到六倍。原本去上饶，雇人手的话往返包吃住，再给五个钱即可，但现在你给一百个钱才有人肯冒险试试。

  所以就算你们打开通路，我现在跑一趟上饶还是挣不到钱！大人你看，这是战事对普通乡绅的影响，是以他对叛匪极不欢迎。

  那么既然他这样不喜欢叛匪，我说等我们抓住这些可恶的家伙通通砍了，他却支支吾吾地讲什么上天好生之德。

  我奇怪，说你不是挺恨他们吗？

  他说你们杀掉为首的便可，剩下的只要悔过便还是让他们回去做工好了。因为山里若无人开矿，铁器价格会暴涨。

  物以稀为贵，现在犁、铧等农具已涨到原来的七倍，如果战事结束还没人开采，拖得越久农具价格越居高不下，这和商人逐利其实只有一半关系。

  入冬山里没法干活，那几个月里几乎不会出铁，接下来肯定要影响春耕！”

  说到这里，李丹停下来看了眼若有所悟的赵重弼：“大人你看，这是一个乡绅都明白的道理。

  采矿业严重依赖人工，劳动力不足的后果不仅使税收受影响，而且会使行业中熟练工匠严重短缺。

  这些人在井下就如什长、哨长在军队里的作用，他们在战争中大量死亡带来的不仅是开采量减少、品质降低，而且矿监、工头为趁价高获得更多出采量，会变本加厉压榨和逼迫工人。

  长时间下井、不顾一切地追求产量会引起更多的事故。

  这给新、老矿工带来疲劳、收入降低、生命危险等等不满，这就是下次怒火爆发的源头！

  所以，不是矿工生来狡诈刁钻，是官府以往应对不得法。

  重剿轻抚，且战后以为万事大吉，忽视对采矿业必要的整顿和管理，出了乱子再次推卸责任给军人去剿杀，镇压结束后重新甩手任其糜烂，如此循环往复。

  这是什么？不负责任的耍嘴皮子，治标不治本，只想当甩手掌柜不想踏实务实！”

  这一连串的批评让赵重弼瞪大眼睛，但是想想却无可反驳，只得摇摇头说：

  “哎呀，我看你李三郎也不要考什么科举，就这样直接去做首辅好了！你就是没甚功名，我看在朝堂之上也没几个大臣能辩得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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