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当天把李素刚教他的那点东西记了个七七八八，就暂且回宫，先吩咐安排其他政务了。干货太多，以刘备的学习能力还是要慢慢消化复习一段时间的。

　　何况这些事儿不用急，本来就是刘备看到了袁绍如过眼云烟权威崩塌、有感而发，需要找个心理医生疏解一下。而李素就像是恰好扮演了心理医生的角色。

　　众所周知，看完心理医生后回去的人，没几个是立刻遵照医嘱做起来的，都是心里舒坦了拖延症又要犯一犯。

　　好在制度建设本来就是百年大计，眼下先解决迫在眉睫的军政要务才是重点。

　　此后三四天，刘备一边让荀攸、法正讨论对赵云、张飞的军事部署，后勤支援，各方调度，忙得不亦乐乎。

　　李素不会去亲自过问细节，不过要害关节还是会提点一下，让朝廷的军事后勤决策都推进得四平八稳。

　　过程中，李素也不会去催促刘备，毕竟那天聊天属于彻底没有外人，喝酒后聊嗨了的状态。皇帝事后如果有丝毫反悔，那都是绝对不能劝也不能提醒的。

　　以刘备的人品，彻底反悔是不可能的，他也不想虐民，肯定是真心希望子孙长久稳定，百姓也免于再打仗。

　　不过那天酒后的很多决策，确实稍稍激进了一点，比如什么“把国史存几套到其他有文字的外国，警诫子孙别动做坏事后篡改历史掩饰的心思”，确实是步子迈大了点。

　　李素要是提醒刘备“你喝完大酒之后说过这话”，那不是明哲保身之道，要等刘备自己心态慢慢回忆起来，做好心理建设。

　　时间很快进入二月初，军事方面的决策都已经做好了，并且在农忙开始之前分别发给了张飞和赵云，让他们大体上按计划行事，细节上么自行裁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随着春耕农忙时节的到来，朝中民政事务也繁琐起来，要劝农，要组织调控生产。

　　尤其刘备这种强干涉经济活动的政府形态，调控工作就更多了，政府监察也就比较繁忙——

　　毕竟长安雒阳周边的农民百姓，都是连口粮都无法自给自足的，要种菜卖菜买粮，高度商业化。政府的调控工作压力就很大，要每个季度盯着物价，确保物价平稳。

　　不给奸商趁着蔬菜丰收的季节压低菜价囤涨粮价、盘剥农民的机会。

　　也不给奸商趁着蔬菜歉收的季节抢收购蔬菜涨价、盘剥长安市民的机会。

　　反正米价贵了种菜的农民亏，菜价贵了城里的工商业市民亏，一定要调控得很稳，必要的时候动用政府储备和指导价政策。

　　一时之间，长安朝廷的其他内政事务倒是显得没那么急切了。雒阳那边的民政也再次繁忙起来。

　　好在诸葛瑾在长安，诸葛亮在雒阳。这俩兄弟民政水平都不错，把两京这几个如今国内少数的“城市周边两百里内农民都种菜不种粮”的大都市物价调控得很好。

　　（成都也有如此规划，但成都的商业自发组织力强很多，奸商早年都被打击了，都还记得刘巴的护盘铁拳，所以不敢嚣张。市场会自行调控，不太需要政府宏观调控。）

　　除了诸葛兄弟等人的努力，甄家这些具体经营者的自律，也对市场的平稳有颇大贡献。

　　整个过程中，李素在外人看来倒是没做什么工作。他这个丞相似乎当得很轻松，觉得什么都是小事，丢给下面的人自行裁定。

　　但只有刘备和李素自己知道，他在暗地里忙那些修饰史料的校定工作，那才是正统塑造的大事，值得丞相亲自过目。

　　……

　　刘备在二月下旬的一天，视察了相关工作之后，想起那天跟李素聊起的要设置内库卿的事儿，见甄俨、甄尧办事都还妥当勤谨，关键是已经很有钱了，也不太贪心。

　　就趁着这个机会，正式任命了甄俨为内库侍郎，甄尧为郎中，兄弟俩分管皇室内帑在两京地区的使用收支调度。

　　至于正卿或者说尚书的位置，暂时空缺着。毕竟甄家兄弟太年轻，资历不够，而且刘备也是要讲究制衡的，以后可以用别的外戚来平衡互相监督。

　　考虑到外戚和外戚之间多多少少有竞争关系，互相放水沆瀣一气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如果是糜竺重新入朝，当一个尚书当然是绰绰有余。糜竺不来的话，那就在吴家找个比吴懿吴班地位更低一些、但是懂点数学的亲戚来管。

　　让外戚管皇帝的皇室私财，这也很合理，就相当于让老婆管工资卡嘛。还能更好地切割外戚在其他方面的权力，内外分明，渐渐过渡消弭掉东汉以来外戚专权的问题。

　　刘备把这两项政府部门设置和具体人事任命的意思，递交朝议讨论的时候，众臣都没有异议，全部觉得皇帝的思路很对，外戚管皇室私财没有问题，一致通过。

　　通过了这项旨意后，刘备回忆起上个月跟李素商讨的一部分措施，有些一直不成熟也没实施，觉得现在可以趁热打铁推行一下。

　　他就顺带在朝议上提出要给韩信、窦宪等人平反，以及要奉祀屈原等事，另外就是希望朝臣都学习一下丞相和太傅主持新修的《史记索隐》，和蔡琰修订后的新版《汉纪》，领会文件精神，掌握重点修改的历史定性部分，也理解下华夏对整合四夷的正统依据。

　　刘备也算聪明，知道有些话是不能在朝堂上说的，尤其是背后的真实长远动机，但是那些表面举措是可以拿来讨论的。

　　对于皇帝要求大家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当然是没有一个朝臣敢反对，何况这些文件是太傅和丞相一起牵头编修的，谁敢说学问不行？

　　太傅那都是天下学界泰斗多少年了，丞相的《殿兴有福论》十二年前横空出世后，也是要封圣的。让其他文官学习，那是给他们进步的机会。

　　所有人纷纷表示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领会，到时候还会给皇帝回一份表，写自己的读书心得。

　　刘备表示没必要，下个月丞相会组织大家开“读书会”，群臣各自分组讨论学习心得就好了。到时候顺便再说说如何把这些史学研究，加入到科举考试的科目里，哪些是重点应该加，哪些不该加。

　　也就是相当于后世那些务虚座谈会了，坐而论道谁不会嘛。

　　这样，也便于以后的新朝廷官员，在大是大非的历史认知方面，跟朝廷统一思想。而不是简简单单跟原来一样盲目喊效忠——刘备也知道繁文缛节和让臣子表忠这种事情，其实没什么效果，装还不会装演还不会演么？还不如实际上影响一下三观来的有用。

　　敲定了读书会的要求后，群臣就开始讨论平反古人和奉祀屈原的事儿。这些事情可以通过，但皇帝不可能完全不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刘备这些日子也是想明白了，知道哪些是能说的，就强调：“朕这是有感于光武以来之教训。自光武至桓灵，只有光武、明、章三帝可谓君臣相得，对外夷也武功赫赫。

　　其后武德日衰，从窦宪时封燕然山，到桓灵被鲜卑肆虐。而君臣之间纷乱不已，外戚宦官交替专权、跋扈欺君。

　　那些乱国外戚固然有可杀之处，但他们拥兵权而与君王同休戚、章帝之后天子往往无嫡子，多有庶子继位甚至外藩入继大统，更加导致了先帝外戚与新君并无血缘关系，要担心新君的新外戚逼迫太甚，因忧虑不能自保，以至于狗急跳墙。这些教训不得不鉴。

　　好在如今朕革故鼎新，本朝并无外戚掌兵之患，以后也不能以外戚为统帅，最多只能让外戚掌皇室内帑财政。这既是革除弊政，也是赏后世外戚一个长久的善终。

　　但外戚为祸之前，众卿也该看清史实——卫、霍、窦等外戚，与其余不同，他们也是确有攘除外夷之功，所以把这些古人尊奉一下，也可以做个了断。

　　大汉不会亏待功臣，也不会再纵容外戚，与天子姻亲者不掌兵，君臣相得，岂不美哉。”

　　刘备这番重新组织过的道理一说，下面听的李素甚至都有些幻觉：这不成杯酒释兵权了么？幸好李素反应快，意识到情况还是不同的。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释的是本来就有领兵之才的大将，是释兵权之后才跟他们结成儿女亲家，所以还是多多少少损害了民族的对外战斗力的。

　　刘备这个是要解决东汉以来“封了外戚就给大将军、车骑将军，让掌兵权”的积弊，形成祖制。之前那些历史错误，都是先成为外戚才当上统帅的，不是他们有多强的军事才能。

　　所以，刘备这招只是解决一些小问题，但不引入新问题，不伤害对外战斗力。

　　也正因如此，卫青霍去病窦宪这些“恰巧有战斗力的外戚”，要单独拎出来，对于窦宪这种被其他外戚逼迫自杀的，要彻底恢复名誉。

　　本来就没帅才的人，从此不给你兵权，也确保善终，这确实算是一个仁政了。朝臣们想明白之后，纷纷表示赞同。

　　窦宪平反想明白后，韩信平反的事儿刘备没细说，但大家顺着思路往下想，也明白刘备肯定是被袁绍“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下场触动到了，

　　希望给皇帝和军事统帅之间的关系和历史猜忌包袱松松绑。

　　两项提议全部顺利通过，关键是这个善意还传达给了大部分朝臣，让人心更加稳定了。

　　毕竟不是所有的武将都跟刘备有铁哥们儿的交情的，除了关羽张飞赵云，其他人总归心里要多为后路考虑一些。

　　这些都通过之后，最后的奉祀屈原提案，倒是没有人介意，只是有朝臣问了刘备的考虑，刘备也只是说要弘扬对信义气节的信仰，贬斥奸邪诈骗。这个理由非常正当，全体一致通过。

　　倒是在讨论最后的具体奉祀方式时，众人多有不同办法，提议提得五花八门。

　　李素领班听取，心中也是有些不真实感——主要是汉朝的时候，其实端阳节是早就有了，但不是祭祀屈原的。

　　端阳节一开始只是一个关于农时和天象的原始信仰节日，不跟任何古人纪念有关。其实历史上是一直到东晋南渡，才首次出现把端阳节和屈原联系起来的记载。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屈原毕竟是楚人嘛，而刘邦建立汉的时候，其实是有淡化自己出身楚地的痕迹的，谁让跟他争霸的项羽才是楚的代表呢。

　　而历史上东晋时期开始大量纪念楚人，一方面是经过魏晋，汉对楚的避谈基本上消弭了，而东晋的正朔衣冠南渡到了南方，就得把南方地区的古人的文化道德楷模重新立起来。

　　东晋的时候连很多神仙都有编造南渡的神谱，佛道很多仙人都被说正朔在南，比如茅山、天台山这些“仙山”，都被说是北方某些神灵南下占据。

　　不过，现在既然刘备已经打定了重新平衡项羽和义帝问题，并拔高屈原、贬低贪鄙的楚怀王，也就不用避讳历史了。

　　对身为楚人的屈原拔高一下，尊楚之信义楷模而不尊其失德王室，是最好的选择。

　　可惜，这些道理刘备自己不说，下面的人不敢开口，毕竟下面的人不知道上面的大汉皇帝有多大的决心、甚至到了连楚都可以重新平和地看待。

　　李素看这个细节容易搁置谈不下去，只好站出来，由他带头建议皇帝：

　　“陛下，臣以为，既然要奉祀屈原，为华夏信义之典范，可择端阳节为期，天下祭祀。臣所修《史记索隐》，对楚世家之考评，也已据此调整。

　　各郡教谕官署内，举子祀学之所，也要统一立屈原牌位。至于专门的祠庙，不做要求，以免加重地方负担。百官及吏目、官雇役夫，可在祭祀节日休沐歇息三日。”

　　刘备立刻一唱一和答应：“丞相所奏甚合朕意，不过选端阳节，可是有什么考据？”

　　李素无奈，只好把后世穿凿附会的那些屈原纪念传说，稍微拿一些还算可信的用一用。

　　反正这些东西本来到东晋也会出现，李素只是提前了两百年。

　　至于赛龙舟、吃粽子这些，其实不用李素提倡，端阳节一直有这个活动，只不过之前不是纪念屈原的。

　　考虑到他是天下仅次于蔡邕的学界泰斗，他说他整理史料佚闻，考据出来这些都是真的，也没人会反对。

　　李素描述的屈原死前的事迹，就成了正史，不管是否完全真实，至少效果是好的，就算是劝国人守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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