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钧和他的西域异士朋友这套方案，之所以让李素技术上越想越可行，就是因为他们非常贴合雒阳周边的地理环境实际情况。

　　雒阳新城用水，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新城的位置比新城旁边的伊洛水水面水位要高很多，从河里汲水上来成本太高，一百多万人要用，不可能都靠水车提甚至是提桶。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盲区，连李素和诸葛亮都没有想到——伊洛水的水面水位低，这不是一贯如此的，

　　只要往上游追溯百余里，就可以发现，伊水在流出伏牛山、进入伏牛山和邙山之间时，在龙门伊阙这个位置被山夹住，上游的水位还是很高的，绝对海拔落差能比下游流入黄河那个点位高出数十丈。

　　是穿山冲出龙门伊阙时，损失了大量的落差和动能，短短十里龙门谷，落差就降了二十多丈，离开山区后进入河洛平原，后续一百里几乎没有再降多少，是很平缓的。

　　罗马式修高架水渠的核心思路，就是“尽量别浪费河流、水源的天然落差”。

　　如果有三十丈落差，要分配到一百多里路的河道沿途。天然状态下前十里就花掉了二十丈，后一百里才分十丈。

　　那么修了高架水渠之后，前十里不能让河水下降得快，要省着点用，只降低两丈。省下来的十八丈，分给后续的一百里用。这样每一段流速都一样平稳。

　　这种微操，在古代很难实现，罗马人其实也不是很精确，不过够用就好。

　　玩过“刺客信条”系列那些意大利背景地图的玩家，应该都不陌生那种古罗马高架水渠遗迹的样子，知道大致是个什么落差粗糙度。

　　现代真正对这种操作掌握精确的，是华夏的“南水北调”工程。

　　后世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湖北方城垭口让汉水突破桐柏山后（就是李素现在要修博望-叶县-昆阳运河的那个位置），水位海拔是147米，到北平城的终点水库水面海拔是49米。

　　总共才98米折合汉朝42丈的落差，21世纪的工程科技要实现让河水自流1300公里远的壮举。那才叫一丁点天然落差都不能浪费。

　　哪怕是“穿黄工程”这种高难度点，都只给你7米的落差损失额度。

　　（汉水的水从黄河底下过去，过河前高于黄河河面很多，急速下降从底下穿过去。过完黄河之后还要再抬升回来，相当于连通器原理，不能放任水位降到比黄河河面还低。这个“跨越黄河的连通器”的压力损失只许有7米。

　　因为如果过完黄河后水位一直黄河河面还低的话，那就比北京城的海拔还低了，没法继续往北流。从新乡到北京最后500多公里，还要靠连通器反抬挽救回来的这丁点海拔，来提供自流动力。）

　　相比之下，李素现在要发掘的技术，只是依托罗马人的勘测和设计精度，做到“二十丈落差，供一百二十里河道均匀使用。全程水面下降速度均匀一致，每段高架石渠海拔精确到尺”，这个难度要求会低得多。

　　（南水北调的海拔调度精确要求，就不是精确到尺了，要精确到厘米）

　　何况，李素早些年也不是没做挖运河修水利的探索，他用铅垂和简易气泡水平仪、利用三角函数关系的等比观测支架配望远镜搞的“土法测高仪”，都是远超过汉末原本“海拔测量”这一科目水平的黑科技。

　　李素的海拔、测高勘测技术精度，基本上可以达到大航海时代中期、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否则他怎么敢提出修南阳-颍川运河？否则他当年怎么敢挖掘加爆破、引导西汉水北归故道冲向陈仓城？

　　李素对水位海拔的利用，本来就是精确到当世一人的地位，而且远超地球上同期第二名。

　　只不过他之前做出的一些事迹，比如“高祖托梦刘备，地震让汉源改道”这些，都被人认为是天命神迹，没人去解读里面的科学原理，不敢也没机会解读，都保密着呢。

　　所以世人不知道李素在地理勘测方面其实有多牛逼，他的部分早期成就被归功给神了。

　　别人是“贪天之功为己有”，

　　李素是“匿己之功托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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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乎，问题就变成了：高架部分造价至少四十亿，再加上沿着山修的廉价、无需架空部分，再加上测量费，精确设计勘测，整个项目，至少是五十亿钱！

　　但造好之后，好处也非常明显，可以解决至少几百年的首都生活用水问题、并且让首都新城在选址时就完全不用冒向水灾内涝妥协的风险。

　　还能让首都选址时不用占用适于灌溉的周边耕地、选址选在相对更便于关东漕运物资支援的位置……这些好处都能收获。

　　要知道，少占用雒阳周边的耕地，那价值可不是远方同样面积耕地能比的，这里面至少价值差有两三倍。

　　道理也很简单：按照甄宓之前在长安种地、给百姓包销新鲜蔬菜的经验，特大城市周边的地，未来都可以全种蔬菜，农民自己的口粮都靠外面运，他们只负责提供难以长途储运的、易腐的新鲜蔬菜。

　　如果雒阳旁边田不够，未来这里有几百万人，河洛平原两千万汉亩都种上了新鲜蔬菜，还不够河南尹本地人口吃，那雒阳人在吃菜问题上就会陷入内卷。

　　蔬菜会涨价到“让雒阳最穷的那批人因为买不起、放弃吃新鲜蔬菜的念头”为之，靠市场的无形之手价格杠杆来倒逼压制穷人的需求。

　　如果要从虎牢关外运蔬菜过来，那对不起，船只几次倒腾转运、码头仓储等船……这些都要时间，一路上多拖延几天，要腐烂掉多少？或许从酸枣运来的蔬菜，一大半都腐烂了，除非做成咸菜，否则运过来损耗极大。

　　这就是特大城市周边农田的额外宝贵性所在，它提供的是特大城市市民“吃到本地菜”这个刚需的唯一解决办法。在没有冷藏保鲜技术出现之前，对首都地区的国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

　　所以，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往高处干燥之地选址、把河谷耕地让出来，收益绝不是账面上那么多耕地那么简单，要乘好几倍。

　　而这一切的好处，代价就是要拿出五十亿，修高架！一桥飞架南北，从原本伊洛河上凌空而过，从河谷南岸的伏牛山架到北岸的邙山。

　　中间本来按自然法则该快速下降的水位，逼着它不立刻下降，用石头高架托住，把最后九成落差省到飞到邙山山坡上后再有序降，落差用在刀口上！

　　另外，黄河水基本上不能用，这个选项不出意外的话不用考虑太多。因为黄河水从雒阳旧城上游的小平津渡往上、出了峡谷之后，水流就很平缓了，黄河短途内可利用的落差不大。

　　要高架引黄河水，那得从小平津再往上游就引，相当于后世雒阳孟津县的“小浪底水库”那个位置。这个距离就比从伊阙引伊水还远成本还高了。

　　而且黄河水到了下游也比较浑浊，虽然汉末安定郡和上郡、北地郡还没被破坏成彻底的黄土高原，但黄河水肯定也是不如伏牛山段的伊水清澈的（伊水这一段的水质，可以去看看后世雒阳龙门石窟景区的伊川水，就是那一段）

　　这方面，李素也是倾向于让未来首都人民尽量喝干净水的，早期稍微多花点钱就多花点了。

　　后世21世纪，东海之滨的吴越省，为了确保“让省城人民喝上优质水”，不也是舍近求远，从钱塘江上游的千岛湖水库就直接修高架拉专线水管到钱塘城里，也就是那个“农夫山泉有点甜”的取水地。这样的行政决策考虑不胜枚举。

　　不过，既然是千年大计，为了稳妥，李素到时候如果决定要实施，还是会额外拨出一笔地理勘测考察费用，找很多专业的测量员把引黄引伊方案的可行性都精确计算一下。

　　五十亿都花了，也不差几个亿的设计勘测费，当然要优选最实事求是的最佳方案，不能拍脑门决策。对于设计师和测量员的价值，也要充分尊重和肯定。

　　当然，最后真决定修了高架水渠，后续使用过程中，每年也要再给点日常清理维护费，但这个钱跟造价比，绝对是非常便宜的。

　　毕竟别说罗马帝国了，便是更早几百年的罗马共和国时期修的石头高架水渠，一直到刺客信条艾叔的时代、大航海前夕，都能保存下来大半遗迹，21世纪人去意大利旅游，还能看到一些。

　　坚固的石砌拱圈建筑嘛，只要别刻意搞破坏、不养护，千年不倒都正常的。

　　现在，一切的决策关键，就回到了能不能掏这五十亿、什么时候掏得出来的问题了。

　　李素犹豫思索技术细节的同时，旁边颇有大局观的诸葛亮却是先反应了过来，诸葛亮很果断地劝说：

　　“李师，您犹豫不决，是觉得这个方案，技术上有重大疑问么？”

　　李素回过神来，谨慎评估：“有点小疑问，不大，主要是钱的问题。”

　　诸葛亮一挥手，让马钧先退下，同时让工曹从事桓阶也退下，不能听后续的机密谈话。

　　然后诸葛亮才单刀直入地劝谏：“既然只是担心钱，那就先把新城选址最终敲定下来吧。您也说了，这是未来国都有数百万人之后，才要担心的事情。

　　现在您刚造新城，第一年都未必造得完，刚造好，前两年最多也就十万二十万人住。人少的时候，用水怎么都好腾挪解决，让百姓自己各想办法便是。

　　我们既然技术上有了把握，那便是有了一个兜底的下限，心里不慌了。前面也说了，雒阳人口多起来、陛下把朝廷迁回，至少都是三年之后。

　　以袁绍、曹操如今的局面，三年后袁氏肯定是灭亡了，曹操能不能收拾干净还不好保证。但到时候朝廷的财政压力必然比现在少很多，军费可以比巅峰时缩减。

　　到时候，朝廷还怕拿不出这五十亿钱么？而且也没让一年就拿出来。这种工程，肯定要循序渐进修好几年。

　　我看挖河和拼接高架倒是不费时间，可是铺高架那四十里石质水槽，要加工出来，不知要采秃多少坚硬的山岳，动用多少石匠。真准备修了，前一两年的钱，也济不了多少事。

　　只能是先拿来采买雕琢生产这些石质水槽，攒些零件。最后一年资金全到位了，再挖沟打地基、架桥拼接。”

　　诸葛亮的意思很明确：这个方案关键是给了大家退路，知道把新城选在平缓的山坡台地高处，没有问题，将来可以补救。

　　既然如此，补救什么时候都能补，矛盾积累到那一步、不补就会民怨上升了，到时候再掏钱也来得及，前面该快刀斩乱麻先做的事情就做了！

　　有了底牌退路，心中不慌。

　　诸葛亮看李素还在思考，他不知道李素是在思考技术细节，诸葛亮便很有魄力地说了一句：

　　“李师若是另有担忧，将来可以说是学生怂恿、以河南尹身份推动了这个配套工程。若是最终不谐，效果不济，学生一力承担。”

　　诸葛瑾连忙说：“二弟你说什么呢！你有大贤之资，将来也是经世济民之人，怎能拿前途冒险。愚兄不过鲁钝中庸之才，这些新城选址、移民迁徙、配套安置，都是我这个民部尚书的责任，出什么事儿也是愚兄之责。”

　　李素在旁边听得反而有些怒了，虽然这些人是好心，争相为看不见的风险提前承担预期责任。

　　李素一拍桌子：“够了！说什么呢！这是分责任的时候么？我是在想那些技术细节，而且那几个大秦人还没见过呢，技术说到底是来源于他们的，马钧年少只是理解讲述。

　　一会儿总要让马钧带所有相关人来觐见，都摸一下底细，才好决断。至于风险的事儿，轮不到你们担心。

　　我李某为陛下做的那些长远之计、存亡继绝之功、安邦定国之谋，还不值区区这点面子？

　　我今天就算白赔了陛下五十亿，甚至更多民脂民膏，修出来一个不能用的‘烂尾高架’，未来丞相还是我的丞相、公爵还是我的公爵！该与孔孟并列还是与孔孟并列！该名垂青史还是名垂青史！”

　　李素最后的话可谓掷地有声，让诸葛亮诸葛瑾都彻底闭嘴了。

　　霸气啊，这已经到了不在乎人世间的功过得失评价，反正功劳美名溢出那么多了，也不怕扣掉一些“成就点数”。

　　然后李素就敲了敲案边悬挂的金铃铛串，守在门外的传令侍从警觉地一听到铃声便很职业地入内。李素吩咐他把马钧重新喊进来，顺便让马钧同伙的西域异士客商也都请来，他要一个个排查。

　　传令侍从立刻领命而去，与此同时，府上的相关侍卫也都不用交代，按办事流程活动起来。听说李素要接见远来的不知底细的外国人，连闲着没事多日的典韦都重新上岗，挎着双铁戟带了几个精锐侍卫到门口站岗，唯恐那些被接见的蛮夷有什么异常举动，毕竟都不是知根知底之人。

　　站在安保人员的立场来说，小心无大错嘛，都形成办公流程了。

　　李素之所以坚持全部接见完再拍板，倒不是因为他比诸葛亮谨慎。

　　而是他毕竟是后世之人，对汉末其他人而言，极西域之地的情况他们是两眼一抹黑的，李素却大致知道个脉络。

　　所以那些西域来客如果明显有说谎隐瞒，哪怕以诸葛亮的智商也未必看得出来，李素却有大得多的把握拆穿。

　　要是一会儿李素盘问后确认这些西域异士大问题上没说谎，那么就间接证明他们那些小细节和技术问题上说谎的概率也大大降低。

　　李素不是不相信罗马造得出精密设计的石质高架水渠，他是怀疑来远游的这几个人能不能做到。

　　毕竟样本容量太小了，高人哪那么容易出国？没点奇遇或者别的理由，有点说不过去。

　　万一遇到个骗设计费勘测费、就想招摇撞骗捞一把就跑的呢？说不定只是在罗马的时候见过那种伟大工程、或者轻度参与过，但到了异国就把自己吹成总工程师。

　　好比后世部分外国人眼里，华夏人个个会功夫，但就有招摇撞骗的人利用这点，自己明明是个菜鸟，也跑去外国骗学费教功夫。

　　同理，那些在国内混不下去的洋垃圾来华教英语，来了之后把自己吹得上天的更多，好像西方国家有先进的地方，就等于这个洋垃圾本人多牛逼了。

　　见过高架水渠和会设计勘测统筹建造高架水渠，这里面难度差距何止天壤之别。一个徒见其表的西域人，吹吹牛逼讲点肤浅的东西，就利用信息差让马钧这种算是东方专业工程人士被骗的概率，也不是没有。

　　毕竟马钧也还是少年，说到底经验不足。

　　后世国内师范类211正经读出来的女研究生，刚踏上工作开始教书时，被洋垃圾忽悠觉得对方简直才华横溢，那也要多不少。

　　李素一定要严查这方面的风险，这才不枉他久居高位，见多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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