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们都不愿意介入刘备阵营的高层派系斗争，导致对这一波变法中舞弊官员的惩处讨论暂时陷入了冷场。

　　刘备今天原本是不管细节的，看钟繇荀攸推阻，这才重新专注审视了一下案情，了解一下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事儿。

　　不过，刘备数学不好，李素的考核表上写得也比较简略，乍一看没彻底看懂，就让李素给大家讲解：“伯雅，还是你给大伙儿说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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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素拱手：“是这样的，这范疆、张达二人的枉法舞弊，主要就集中在冯翊郡与上郡、河东郡三郡之间的边境转运上。

　　众所周知，这段黄河西岸南面是冯翊郡、北面是上郡，中间的交界就是黄河的龙门口（壶口瀑布）。瀑布以下来的船，无法抵达上郡和河东北部汾水流域沿岸。龙门口以上汾水中的船，也下不来。

　　所以往年要把瀑布以南、渭水流域的物资运到瀑布以北，就得在冯翊郡的夏阳县把船上的货全部卸下来、陆路往北走几十里。过了水流湍急的瀑布区，等水势重新平缓、过了险滩后，重新在北屈县装船——

　　但问题是，往年这么做没问题，今年还这么做，就舞弊了，我在实际巡查中，发现在一开始朝廷派专人到冯翊、河东核算这两郡至上郡的运费时，就有人钻营欺瞒，故意把基准指导价做高，按照几年前的损耗来算。

　　而实际上，当时在龙门口瀑布附近，已经普及了去年发明的水陆两用大篷车，可以省掉这两笔装卸费，不用反复装船装车，遇到瀑布只要直接把篷车开到岸上继续走就行了。

　　可是这范疆做了假账，明明没有用到装卸，还额外在夏阳、北屈两个县，都虚报了数千名码头工人的徭役开支，两处加起来有一万多人。而张达作为押运官，在没用到这些徭役的情况下，帮范疆圆谎、虚假验收认账，两人把这笔实际上没发下去的徭役抵扣款私分了。”

　　李素上面的解说，外行人或许还听不明白，但刘备荀攸钟繇都是明白的。这里必须提一句：

　　理论上冯翊郡境内还有一条黄河支流洛水，是从本段黄河西岸继续往西北溯流的，可以抵达洛交、因城等县，也就是后世的延安地区，能够运输一部分军需。

　　但从延安再往正北一直到榆林，就必须沿着黄河走了。而南匈奴在发现张飞北伐后，上郡的伪匈奴也第一时间离开洛水沿岸、远遁到交通更不便的地方躲避张飞追杀。所以洛水航运部分跟本案案情无关。

　　事实上，正是因为冯翊郡往北运货有洛水和壶口瀑布黄河两条路，两条路都需要徭役民夫，才方便了范疆做假账的时候把A路线的账复制一部分到B路线上。

　　而打仗的时候千军万马人吃马嚼那么乱，军机转瞬即逝，要不是当时就有人暗访督查、清理账目，等仗打完被蒙混过去也是很正常的。

　　另外，千万别觉得这么一笔假账、就能伪造两县共计一万多人的徭役码头工人很夸张。因为古代没有起重机械，装卸本来就是非常劳动力密集型的环节。

　　比如明朝的时候山东临清这种小县城能有两百万人口，其中的壮劳力大半都是码头工人。就因为京杭大运河在山东临清这个点有落差、河道必须分成两段。把低河段的货卸下来扛到高河段再装好，就能养活两百万人，还能养出《金瓶梅》和西门庆生存的商业环境。

　　刘备捋了一下，冷着脸质问：“那这两人一共贪了多少钱呢？”

　　李素：“他们谎报了一万三千人码头工人、平均虚构徭役期是二十几天。按照《租庸调输法》，百姓每年有义务为朝廷免费服徭役四十五日，作价九百钱，所以是每天二十钱。

　　虚构二十几天役期，就是多领了每人四五百钱的工钱。根据我最终查实，他们此项共计冒领了六百三十多万钱。另外还有些小的其他巧立名目贪的，总共大约八百多万。范疆是做账的主谋，分了六成。张达是认账的从犯，分四成。”

　　刘备摇摇头，转向钟繇他们：“既然都那么清楚了，按律该当如何？”

　　钟繇想了想：“如果只是贪墨，按照往年惯例，罢官免职、罚为左校劳作肯定是要的。更重的刑罚……也缺乏成例。

　　大王，恕我直言，自从桓灵以来，尤其是先帝卖官鬻爵，朝中只要不是极度爱惜清名的高洁之辈，贪者十有七八。

　　先帝时四百万、六百万买个县令坐上去的，一年内怎能不捞多于四百万？这二人的罪赃，也就等于先帝时买两个县令后的搜刮。”

　　钟繇公事公办地把往年的司法判例引用了一下。这还真不是他故意往轻了说，实在是汉末贪墨本来就不算重罪，很多人都不干净不敢太较真。这不是几百两银子（折几十万钱）就要剥皮的朱元璋时期。

　　旁边的荀攸看刘备脸色依然不好，连忙帮钟繇查漏补缺：“不过，这次他们毕竟是顶风作案，是在抹黑大王的新法改革，影响太坏。大王觉得该适当法外加刑，也是可以的。

　　正所谓春秋决狱、论心定罪。服罪输情者虽重可缓，游辞巧饰者虽轻当戮。一切请大王自行定夺。”

　　刘备点点头，这才让李素亲自表态：“伯雅，你特地把这两人列在最前，是想要严惩到什么程度？借故杀之？”

　　李素：“重判确实可以为新法立威。臣也知道贪墨数百万钱本身，往年罪不至死。”

　　刘备摇摇头：“罢了，就为新法立威吧。不过伯雅你这可是为孤出了个难题，孤还是亲自等翼德回来，当面安慰他，再处置那些人吧。”

　　李素一愣：“大王还担心翼德庇护那些人么？我觉得翼德脾气暴躁，本来就鞭挞士卒，并不至于袒护这些……”

　　他想说“不至于袒护出身寒微的小吏”，但旁边还有外人，李素也不方便把这些揣摩同僚的话说太清楚。

　　刘备：“伯雅啊伯雅，亏你也跟孤兄弟等人相交十年了，还不了解翼德么？他是不恤士卒，也常常重罚，但重罚都是建立在贻误军机上的。

　　翼德这人呐，下面人谁要是耽误他大胜仗，误了他的事儿，早就打死或者军法从事了。这次虽然贪墨了些钱财，但没有贻误军机，战事上是刚刚打了胜仗。打了胜仗还追究军需官死罪，太削他脸面了。孤会处理好的——你们也别多想。”

　　最后半句话是敲打钟繇荀攸的，显然刘备已经看出他们“怀疑李素和张飞出现了争权夺利”，所以刘备要他们放弃这些怀疑。

　　李素听了刘备的开导之后，也才意识到刘备到底识人比他更强，对张飞的了解也高得多。

　　张飞的暴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

　　汉朝人虽然没听过后世岳飞那句经典的“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但对文武的道德要求，潜意识里也是类似的。军需官要能帮助将领大胜仗，道德洁癖要求不能像文官那么严。打胜仗后斩军需官，这事儿是有点犯忌讳的，于军心士气也略有不利。

　　李素之所以觉得没阻力，那是因为他先入为主了，觉得历史上张飞就对范疆张达要打要杀的——可也不看看情景，历史上那二人是耽误了张飞为关羽报仇，耽误军事目标的筹备。现在张飞的军事目标可是完成得好好的。

　　李素意识到之后，也知道需要权衡，为变法立威很重要，但不让外人脑补派系斗争也很重要。他连忙对刘备说：

　　“还是大王英明，那就范疆这个文官主犯按文官的办，张达这个武官从犯，交给翼德自行军法处置也行。这样主次轻重有所区分，显得罪刑相适应，翼德也保住了面子。

　　不过，臣只有一点请求：翼德向来鞭挞士卒、而复令在左右使用。对这张达的处置，不管死不死，结怨了就不能用了。哪怕活下来，也要依然罚入左校劳役。”

　　刘备：“这还用你说！孤跟翼德说过多少次了，小人受刑，不可复令在左右。罢了，这次孤亲自盯着点吧。”

　　讨论好了这些人的惩处之后，剩下还有一串贪墨舞弊犯事儿的，讨论起来就轻松了。

　　主要是他们犯事儿的模式，基本上都被范疆这个反面典型覆盖了，不用再解释一遍作案手法——就跟张既在正面典型里起到的效果一样。

　　剩下的也都罪不至死，有三个被罢官后罚为左校劳作，五个罢官，七八个降职。

　　全部讨论完后，大伙散会。

　　三天之后，范疆从冯翊郡被押到长安，作为唯一一个斩首示众警诫百官的反面典型，在长安城内的西市当众处决，算是为租庸调输变法祭旗。

　　又过了一阵子，到十一月初的时候，张飞也带着部队回到了河东郡，只留下了一些部将留守新光复的上郡。

　　刘备给他的私信他也看了。张飞果然如刘备所料，他对于张达这种人死不死其实无所谓，这种没文化的慢慢做上来的小官，死了就死了。张飞担心的只是军心和面子，不想扫兴。

　　听说刘备和李素给他稍微留了点面子，他也就不吵吵了。张飞让人把张达看押起来，暂时没有处置，养了个把月，等变法的风头过去之后，张飞自己再和稀泥找了点由头，“数罪并罚”依军法执行一百军棍。

　　汉朝也不存在明确的“笞杖分刑”，那是隋唐的时候改革五刑才细化的。所以汉朝的时候杖刑用棍子用鞭子都行，等价通用。

　　张飞当然是用鞭子顺手了，抽了一百鞭后，解下来时发现张达已经被打断气了，就让人拖出去埋了。

　　只能怪张达命不够硬，当初汉文帝的时候肉刑改革，最初都是打三百杖/鞭才会大概率打死，所以汉景帝时进一步减轻了刖刑劓刑的折杖数量。当然也怪张飞的力气大，一百鞭比普通衙役三百鞭还狠。

　　从这儿也能看出，历史上的怒鞭督邮毫无疑问是刘备亲手打的——历史上的督邮可是被抽了二百多鞭，最后也没死，也就刘备的力气抽二百下还能活命。张飞的手劲儿二百下早就骨头都不剩了。

　　变法试点的奖惩总结都颁布完之后，长安城内的吏治一时为之整肃，人人都以范疆为诫、以张既为榜样。

　　与此同时，那些人品还行、但能力不行的官员们，也掀起了一股恶补数学课的风潮，大家都意识到以后数学成绩好不好对政绩升迁的影响更大了。哪怕不亲力亲为也得学点数学常识便于驾驭下面的专才。

　　刘备阵营内，蔡邕的级别太高，年纪也大了，倒是没人腆着脸找蔡邕补课。但蔡邕的弟子顾雍等人，哪怕是在偏僻的滇州当布政使，听说后来都集结了不少官员拜师学数。

　　李素、诸葛亮这种以数学著称的官员，当然也有很多人上门求教了。李素同样位高权重，受到的骚扰还少一些。诸葛亮官位那么低，一时不堪其扰。

　　其他原本老派的关中数学家们，比如当年郑玄的数学恩师京兆第五种一脉，本来在长安都已经非常衰落了，现在也门庭若市有很多官员上门，找第五种的儿子孙子们求学数学。（第五种本人早就死了，他是郑玄的师辈，他儿子也六十多岁了）

　　刘备辖区内的种种变化，也传到了关东诸侯那儿。二袁和曹操等军阀也对这个新法给与了新一轮的重视和讨论。

　　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回避不过去的，因为其效果已经实实在在在战场上体现出来了。刘备军这么一改革，对河套用兵的后勤损耗几乎是立竿见影地降下来了。

　　当然了，也有不少清谈的朝廷中枢官员，因为不熟悉边远地区的情况，也觉得刘备这样锱铢必较提高后勤效率、杀伐约束仓、户、转运官员，有点吃相太难看了。

　　比如朝中九卿的华歆、孔融之类的道德君子，他们其实对刘备并没有恩怨，孔融这人原先甚至还挺欣赏刘备的。

　　但是作为清流名士，他们在这事儿上颇有微词：

　　“怎么能靠这么细苛的严刑峻法来逼着官员提高后勤效率呢？怎么能官员浪费低效就罚俸降职、钻空子就直接砍了呢？

　　要想提高后勤和军需效率，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要治本，关键还是得靠仁义教化的力量，用道德感召让范疆张达这些人感化，主动悔悟放弃贪墨舞弊啊！全靠刑罚和苛细的审核，那是暴秦法家的老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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