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夏日，崇政殿却多少给人一种阴森压抑之感，殿内的白烛尚未撤去，发髻上明显又添了几分白丝的皇帝，则盘腿窝在宝座里，双肩耸起，后背微驼，默默地翻看着章德太子生前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品与文章。

这些东西，在太子薨逝之后，便被封存起来，以备皇帝查阅。刘继礼生前作品还真不少，诗词歌赋，政论文章，其中还有不少极具文学价值，于刘文济而言，最有价值的东西则是以文见人，了解太子生前那些少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阅之，则不胜感伤，国失其储，父失其子，不论哪一桩，对年逾花甲的刘文济来说，都是一场重大打击。良久，刘文济方才抬手轻轻拭了下发红的眼眶，冲侍立在御前的宦官石全彬吩咐道：“把这些东西，发还东宫，让弘文馆那些学学士、编修，将太子遗着，整理撰写成书，以为纪念......”

“是！”石全彬赶忙应道，心中莫名地松了口气。

皇帝的声音虽然沙哑而低沉，但比起前几日，已经平稳坚定了许多，显然正在慢慢地从太子薨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毕竟，偌大的帝国，还需要皇帝陛下支撑着，尤其在国本动摇、人心思动的当下，更离不得老皇帝主持大局。

至少，也得等新太子确立之后......

石全彬，时年四十又一，但在皇帝身边当差，已经有七八年了，接的是前内侍行首郑康的班。仅从宫廷内部、内侍诸监系统来说，石全彬算是横空出世了，自世祖晚年以来，基本没有一个“内廷大总管”，像石全彬这样“年轻”。

经过近九十年的发展变迁，大汉宫廷的宦官逐渐形成了三个系统，一自是主掌通侍禁中、出入禁从的内侍后省，这是距离帝后及汉宫贵人们最近的一批人，地位远在其他的宦官之上；

二则是执掌宫廷诸监寺的内侍前省，这是一个事务性的部门，也是宫廷正常生活运转的主要维持者，实权很重，成分很复杂，斗争激烈，问题也多；

第三则是皇城司了，作为与武德司并列，一个以宦官为主体的特务监察机构，注定在宫廷内部具备特殊地位，不可动摇，也容易出人才。

三大系统，各有传承传统，也自有一套规矩规则，甚至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宦官世家”。石全彬就是“宦官世家”的产物，其祖父乃是世祖-太宗二朝时宫中的大太监石知颙，是内侍省排名前列的宦官，常年执掌宫中茶酒库监。

而出身内侍前省的石全彬，成为内侍后省的“大头目”，这也是帝国宦官三大系统之间界线打破，在人员、职事、权力上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刘文济登基之初相比，建隆十九年的内廷三大系统，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皇权的压制力更强了，一方面爪牙们越加锋利了。同时，向来固化的人事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或者说变故。

前内侍行首郑康，以收受贿赂、逾制僭越、干预朝政、欺官害民、凌虐生灵等罪被处死。这是明面上的理由，根本原因则在于他与前宰臣王钦若相互勾结，暗通款曲。

同时，执掌皇城司二十载皇城使蔡敬也在两年前遭贬，然后彻底消失，杳无音信，背景则是丁谓乞骸骨，其中有什么关联，不言而喻……

石全彬奉圣谕办差，离开未久，一名小黄门来报，皇城使陈巍求见。陈巍亦是内侍省黄门起家，其祖父名为陈延寿，最初乃是南粤国权宦之一，因早早投靠大汉，输诚于朝廷，潘美平定岭南之后，也顺利以“功臣”身份进入汉宫当职，就此延续下来。

而陈巍此来，自有要事汇报，在章德太子刘继礼薨逝后的这段日子里，整个宫廷内外，怕是没有比皇城司更紧张忙碌的衙司了。

一方面要彻查太子之薨背后是否还有隐情，另一方面，则是受诏命监控京畿之内一切动向，以刘文济之老谋深见，如何不知刘继礼之死给朝廷带来的重大影响。

这段时间，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在皇城司高效的努力下，无数消息向刘文济这边涌来，几乎将之淹没，而每一则消息，都会让他那颗阴沉的心，再度蒙上一层阴影。

当然，以刘文济这等老皇帝的见识经历，对于京中风波，不说心如止水，总归能够看淡几分，他年轻时候也那么过来的，这种场面不足为奇。

真正让刘文济感到心塞难受的是，有些人是真欺他年老，变得肆无忌惮，不知收敛，刘继礼尸骨未寒，下面就已经策动着、勾连着，要为他选个新太子了。

虽然打着巩固国本的名义，但刘文济又岂能为其所惑，岂能不怀疑其内心，太着急了......

而陈巍此番带来的，又是一则让刘文济万分恼火的事情，与济南公刘继德有关。刘继德，章德太子刘继礼胞弟，同为李皇后所生，建隆十五年诸皇子进爵，封济南公。

对于诸皇子，刘文济虽然要求很高，管束甚严，但在秘密监察上，一直以来却是很克制的，甚至禁止皇城司于诸皇子上肆意安插眼线。

但从刘继礼薨后，这条底线也迅速突破了，只因为，刘文济需要对诸皇子情况有更细致密切的关注，他要求的是一举一动都要报上来。

这种举措的背后，同样能够反映出刘文济的一些心理。作为一个合格且腹黑的皇帝，他即便有动情的一面，但更多是一个帝王的器量，那种唯我独尊、孤家寡人的气质。

或许在得知太子刘继礼薨逝的第一时间，伤心之余，他的潜意识里就已经琢磨起“如之奈何”的事情了......

而陈巍密报的，则济南公刘继德在章德太子薨逝之后及丧期之间的一些表现，其中有几点，十分致命。比如，在太子丧讯传至时，刘继德正与一干宾客饮宴，闻讯先喜而后哀；

比如，治丧期间，刘文济让诸皇子为兄长守灵，刘继德昏昏欲睡，极不耐烦，后又于府中与姬妾嬉戏，口出狂言；

比如，章德太子下葬后，朝廷册立新太子的呼声渐起，刘继德又召集幕僚宾客密议，内容大致是如何联络收买朝中大臣，争夺太子之位......

当这些情况从陈巍这里得知时，刘文济虽然保持着一个帝王怀疑一切的习惯，但情绪也明显受到影响，语气都阴冷了下来，目光冷冽而锐利地盯着陈巍：“这些情况属实？”

“句句属实，济南公言行举止，甚少遮掩，证人颇多，随时可供陛下查核！”陈巍以一种谨慎的姿态，向刘文济保证着。

闻之，刘文济沉默了，好一会儿后，疲惫的声音方从嘴里吐出：“朕知道了！你退下吧，济南公府的一举一动，交结了什么人，又有谁响应，都给朕如实记录！”

待陈巍离去，刘文济不由挺直了上身，整个人周遭仿佛环绕着一股阴沉之气，气息也慢慢急促起来，终是忍不住怒斥一声：“蠢材！你也想当太子！”

虽然内心愤怒不满，但刘文济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新太子是他与大汉帝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几乎伴随着他整个统治末期生涯。

而围绕着新太子的推举，快速地在帝国上层形成了一个政治旋涡，几乎将所有中枢朝臣都吞噬其中，只要在这个权力场间，少有能置身其外者。

在这件事上，大汉帝国上层的权贵们，似乎都一一苏醒了，包括那些家世显赫，但在岁月流逝之下，已经渐渐边缘化的开国公侯，元从故旧。而这种斗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勋贵大臣们，实在给了皇帝刘文济半年多的缓和时间，希望他能从丧之之痛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因此，一直到建隆二十年春，随着京畿道布政使柴熙让（前以吏部尚书职出任）上奏，请立太子，早定国本，这场酝酿了半年多的暗流，终于彻底暴露了出来。

紧随柴熙让之后，请立太子的奏章有如雪片一般飞向皇帝刘文济，这还是明请的，还有诸多旁敲侧击、拐弯抹角，以各种形式向皇帝暗示的，类似的奏疏，十张皇帝御用大案都盛不下。

而这种风正式吹起来之后，在没个确切的结果之前，就很难平复下去了。随着“册立太子”的呼声甚嚣尘上，遍及朝野，对储君的意见，朝廷内部也逐渐正式地分裂成三派。

睢阳公刘继英以及皇长孙刘维箴，这是最核心的两派，还有一派，则是持“中立”态度，准确地讲，遵圣谕而行。但不论哪一派，在请立太子的事务上，态度是一致的。不管是存有怎样心思与谋划，太子该当及早确立。

而刘继英、刘维箴两人支持者们之间的争斗，也形成了开国以来帝国在继嗣问题上第一次尖锐的、大规模的政斗，影响之深远，甚至一度使朝政糜废。

双方从大方向上，代表了自世祖时代起就延续下来的两股势力的斗争，贵庶集团的角力。支持刘继英的，当然是以杨氏为首的军功贵族们，刘维箴则以庶族官僚集团居多，同时，也不乏贵族支持，毕竟杨氏树大招风，难免引人嫉妒，另一方面，在杨家也很难完全代表帝国的军功贵族阶级。

这也导致两者之间，实力与影响相对均衡，因此，如果仅凭臣僚们自己推戴拥立，是很难迅速出一个结果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从建隆二十年，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为了将目标对象扶上位，帝国的权贵们是绞尽脑汁，各显神通，从鼓噪推戴，迅速演变成相互攻讦，一场大型的党争，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在刘文济统治时期出现了.....

朝廷的风气，为之一改，建隆时代维持了二十年的清明政治，也不可避免地多了几分污浊与阴霾，甚至从中枢，传导至地方，最夸张时，连一边远州县官吏，都不禁参与到太子的讨论中来，其中不乏用自己的办法表明支持之意。

这样的局面，是远超很多人最初之意料的，没人能想到，太子之位能拖这么久，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与影响，皇帝刘文济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因为，一切的本质，还在于刘文济内心的犹疑。

同诸权贵大臣一般，刘文济对继嗣之君的人选，也是从刘继英、刘维箴二者之间考虑。但最终选择谁，却难有个果断的决定，每个人，都让刘文济顾虑重重。

刘继英，性沉稳，有志气，涵养足，是一个标准的皇室教育出的精英，虽然少锻炼，但毕竟还年轻，极具培养价值，未来可期，身份上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唯一让刘文济顾虑的，恰恰是杨氏外戚的影响，看看以杨氏外戚及一干军功贵族们组织起来的“睢阳派”吧，那等声势，让刘文济都不禁侧目。

即便有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但杨氏之盛，并且持续了这么多年，甚至影响到下一代帝王了，刘文济是怎么都无法忽视这些因素的。

刘文济毕竟也是个老皇帝了，而老皇帝最不安的就是掌控力的减弱，有些忧虑甚至能盖过理性......

刘维箴，太子死时，也有十九岁，年纪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性情上，比其父更加迂腐懦弱，虽然一样孝顺恭敬，但其短智迟钝，一度让刘文济看得都着急。

但是，朝野上下，偏偏支持者众多，并且涵盖诸多阶层，各派势力，人声虽杂，但其意甚坚，尤其是一些又臭又硬的谏臣，更是打着“死谏”的名头，要维持帝国正统！

正统！这个词，刘文济为之努力争取了一辈子，没曾想，最终却在继嗣的问题上，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认可，说来也有那么几分可笑......

皇帝犹豫不决，传递出的模糊信号，自然给人钻营者浑水摸鱼的机会，夺嫡之势既成，斗争起来便是无休无止。虽然刘文济在这个过程中，也以严厉手段进行弹压，但表面上控制得住，但潜流依旧，他也震慑不住那骚动的人心。

也就导致，在建隆二十到二十二年这三年间，朝廷中枢的氛围十分紧张，为了禁止两派之间那种层出不穷、跌破下限的争斗，刘文济不得不以执政以来最酷烈的手段与作风去镇压，一大批的大臣遭到贬谪，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忠臣孝子。

比如，在刘文济的大力提拔下，已经升任洛阳府尹的范仲淹，见太子之争，波及朝野，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对此痛心疾首，上表进谏。

言辞固然激切了几分，其中不乏影射政事堂诸相尸位素餐，坐视斗争，不为君王社稷尽心参谋之言。范仲淹的奏章，不只引起了刘文济的厌烦，还惹恼了那一干宰相。

尚书令陈尧佐，财政使吕夷简，先后上奏，弹劾范仲淹，说他不敬宰相、妄议朝政。罪名虽然很弱，但刘文济恼怒之下，于建隆二十一年春，将范仲淹贬到陇右道当布政副使了。

由此，开启了范仲淹在陇右长达七年仕途生涯，在那七年间，范仲淹也没有片刻放松，时刻关心朝局，忧怀君王。并且，在陇右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在曹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大汉在青唐地区的统治，将帝国统治影响向高原深处辐射；二则推动陇右道治西迁兰州，一直以来，陇右道治都在凤翔府，从地理上来讲，偏重于东方，尤其在对青唐地区开拓益深的情况下。

也是从范仲淹遭贬开始，朝廷重臣，一一遭到刘文济的整顿，柴熙让被贬到高昌道任主官，吕夷简外放辽东，到建隆二十二年，尚书令陈尧佐罢相。

到这个时候，朝堂之上虽然在刘文济的镇压下平静了下来，但关于太子的争斗却在帝国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面对这种情况，刘文济既然恼怒，又无奈。

面对众多纷争，刘文济是日益疲敝，也清楚地知道，太子之事，是不能再拖了，他必须得做决定了，否则祸患或许就将起于忽微了。

在历朝历代的诸多权力争斗中，在那些漫长的角力之下，最终比拼的实则并不是有多优秀，而是比少犯错。而在太子之位的争夺上，这条规则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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