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康元年（1007年），随着乾元殿上一场盛大的登基典礼落幕，大汉帝国至少从法理大义上完成了帝位的传承，权力的交接。

        当还未彻底摆脱稚气的刘文澎坐在那方至尊宝座上，接受皇室宗亲、公卿百官以及诸邦各国使节朝拜时，即便事前经过无数次的排练准备，到这一刻真正降临，面对这浩大的场面，这个少年依旧打心里感到局促、紧张。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在这一刻，他还没有真正享受到皇帝至尊的权势与威望，却感受到江山社稷压肩的万钧之重，让人喘不过气来。

        国无长君，对整个帝国上层而言，都是一件“新奇”的事，毕竟已经有差不多六十年没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了。

        当刘文澎端坐于帝座时，几乎所有的公卿臣僚都瞪大了眼睛，观察着这位新君，固然是万众瞩目，但诸多的目光中也难免带有好奇、审视乃至怀疑，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天子能给大汉帝国带来什么，又能否承担起领导帝国的重任。

        就是功臣勋贵、雍熙老臣们，对这个少年天子，同样呈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早已习惯头顶有个权威隆重的皇帝，强势也好，宽和也罢，英明也好，任性也罢，但总有一根主心骨，能够最后拍板。

        这冷不丁，换成一个看不清深浅、摸不清脉搏的年轻皇帝，一时间总是难以让人适应的。进入平康时代后，这新君臣关系如何相处，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深刻钻研的课题。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六十年，整个帝国都是君权重于臣权，并且一步步走上皇权巅峰的一个过程，但可以预见的是，从新君登基伊始，这种情况将发生变化了。

        乾元殿上的登基大典，仅仅是向全天下宣告新皇继位的一个仪式，一场表演，那些五体投地、恭敬礼拜的功臣勋贵、帝国高官们，也并不会因为双膝着地，就对新皇心悦诚服，连太宗皇帝继位之初都没做到，何况刘文澎这一少年。

        他们拜的，是帝国皇帝，是世祖、太宗两代帝王六十载时间构造完善的一个将所有人囊括其中的制度与共识，只要身处这个体制当中，只要这套机制还在正常运转，那么不管谁坐在那个位置上，都将得到众臣朝拜，否则就将遭受整个体制与国家意识的排斥。

        同是少年天子，新皇刘文澎显然要比他的祖父世祖皇帝继位之初要轻松得多，至少，他不用披肝沥胆地去争抢权力，不用宵衣旰食地经营国家，更不用日夜忧惮生死存亡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他只需垂拱而治，整个天下就在他脚下，即便是无为而治，无功而终，或许也能得个“贤明”天子的好名声。

        而刘文澎最幸运的一点，或许就是他爹乃太宗皇帝。他爹在生前，用十四年的时间，匡正了开宝中后期一系列问题，极大地缓解了建国以后积攒了各种社会矛盾，留给他的，则是一个外部安全、内部稳定的泱泱天朝。

        而在帝国的传承事宜上，太宗皇帝考虑得更加周全，在驾崩前几乎把所有的后事都安排到位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毫无疑问是辅政大臣的安排。

        张齐贤、慕容德丰、李沆、李继隆（高琼去世后接任枢密使）、向德明、寇准（安南封国后调任尚书右丞）、王玄真，再兼赵王刘昉、鲁王刘暧、燕王刘昭三宗王坐镇。这样一套辅政班子，都不需他同心协力，只需在大方向上保持步调一致，那么就足以弹压朝廷上下、帝国内外。

        也正因为一切都有太宗遗诏作为指导，在新皇登基前后，朝廷内部方才保持着基本的稳定，相对的平衡。而不是像刘旸继位时那般烂事一堆。

        当年，毕竟情况特殊，世祖崩于外，又无遗诏留下，更重要的，世祖驾崩之于太宗驾崩，虽然都是天崩地裂，但带给人的震撼已经带来思想上的混乱，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经过太宗刘旸在制度上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匡正完善，大汉帝国的政治已然足够成熟稳定，趋于理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由太宗刘旸主导的雍熙时代，就是大汉帝国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

        在刘旸呕心沥血、励精图治下，大汉帝国度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清平、繁荣与富强，在一干雍熙名臣的辅佐下，太宗皇帝亲手勾勒出了一幅盛世辉煌的历史画卷。

        其上承者，自是由世祖皇帝亲手创造的一个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武功盛世，其下启者，则犹待少年天子刘文澎及帝国上层的当权者们去开启，而打开那扇门的背后，迎接天下士民的，究竟是新一轮盛世，还是治世，乃至乱世，也有待时间的检验。

        时间进入到平康时代，皇帝变了，年号改了，历史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与此同时，帝国上层阶级没变，政事堂掌握大权的那些公卿重臣们没变，沿袭自雍熙时代的政风也没变。

        至少可以说，在平康元年的上半年，整个大汉帝国，似乎除换了一个皇帝之外，一切仍旧按照雍熙时代的成例，凭借惯性乃至本能在往走，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皆是如此。

        太宗皇帝走了，但他留下的那套规矩与制度，依旧长久地指导着新朝的君臣，也约束着体制内的所有人。直到，有人冒头打破这种惯性与平衡

        少年天子刘文澎，既没有世祖皇帝的雄才大略、天命所钟，也不如太宗皇帝多年积累、坚忍不拔，实事求是地讲，他并没有把控大汉帝国这艘巨轮的稳定航行的能力，至少在继位之初，他不具备这样的手段与实力。

        因此，他无法像他的祖、父一般，主动积极且迅速地树立自己的权威，在帝国上层注入自己的意志与理念。

        萧规曹随，垂拱而治，做一个太平天子，未尝不是一条“康庄大道”。然而，那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大汉帝国的君主专制体制中，皇帝拥有太强的主导权了，而帝国的政治生态中，也早已注入了“强人政治”的基因，即便是那些温文尔雅的高官儒士，在帝国权力的角斗场中厮杀起来，那也是张牙舞爪，狰狞可怖。

        因此，平康时代的平静，只维持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小皇帝刘文澎高居宝座，学着、试着怎么做一个皇帝的同时，并不能完全享受作为大汉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全部权力，军国大事皆有雍熙辅臣操持，国家政令悉由政事堂发布，用那些辅臣的话来讲，天子年幼，还需读书明理识政，至于政事，自有老臣奉太宗遗诏操持。

        且不提皇帝刘文澎对此作何感想，继位不久，权威不固的少年天子，对帝国那套运转成熟的机制，实则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处于一种空拥宝器，而不知运用法门的状态。

        而对这种臣权盖过君权的情势，最不能容忍的，也最先发作的，乃是升格为太后的慕容氏，也是由慕容太后，亲手打破了太宗皇帝为刘文澎构建的保驾护航的帝国上层权力格局。

        平康元年七月，在慕容太后与尚书左丞慕容德丰的合谋下（实则为太后逼迫，一意孤行，慕容德丰不得不从），纠集一干朝臣，讨论“封国王就国制”的问题。

        提出此议，除了针对奔丧结束后仍旧逗留京城的安南王刘文涣、林邑王刘曙、安东王刘文渊之外，最主要的，则是高居宰堂的赵、鲁二王。

        这两胞弟，两皇叔，一个是十五年的中书令，一个是太傅、参知政事，在军政之间都拥有莫大的影响力，尤其是赵王刘昉，那是连太宗皇帝都一度忌惮不已的人物，何况慕容氏。

        在慕容氏眼中，那些外臣掌权，都可暂时忍让，唯独不能让二王久居中枢，否则对刘文澎的皇位就是莫大威胁。而发起“就国制”的讨论，则因为二王都是有一块封地的。

        刘昉的北廷王位虽然传给了世子刘文共，但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他仍旧是第一代的北廷王，那可是世祖皇帝封的，谁也夺不去。至于鲁王刘暧的封地，则是雍熙十年太宗皇帝再次启动分封，将世祖诸子都分封在南海群岛（菲律宾）、渤泥岛（加里曼丹）等新南洋商民新拓殖的地区。

        只不过，封了地，没有强行赶他们出海就国，亲自经营罢了。而慕容太后要的，显然就是想将由世祖定下、太宗完善的“就国制”落实执行。

        此议一出，自然引得满朝震动，都是有“法理”支撑的东西，自然各执己见。几个早早就国的封王们，虽然很想在洛阳看看热闹，但未免殃及池鱼，于当年秋便向小皇帝告辞离京了。

        而作为太后主要针对对象的赵鲁二王，则在满朝的舆论压力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刘昉是主动上表请辞告老，不过北廷王他早已让给长子了，因此请求去邙山，给世祖守陵。

        鲁王刘暧，则抱病，既然病了，那政事堂的差事与权柄也就让出来了，他那远在南海岛的封国也可以暂时不去。至此，慕容太后才基本满意。

        平心而论，仅靠慕容太后与慕容德丰，是很难彻底压制住二王的，毕竟二王也不是泥捏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下场的势力并不少。

        根本原因在于，对二王，尤其是对赵王刘昉心怀疑虑的人并不在少数。这可是世祖皇帝驾下的“四大皇子”，这个光环隔多少年拿出来说道，都是闪亮的，进入到平康时代后，就更弥足珍贵了。

        这样一个身份尊贵、功勋卓著、资历深厚、名望隆重的皇叔，与公卿大臣们一起辅弼少主，带给旁人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共识，声势大起来的时候，方使刘昉有种满朝共弃的感。示弱退却不是刘昉的个性，只是他也是年近六旬的人了，也无意与人争，为了朝廷的安定，退一步也算是他顾全大局的选择了。

        相比之下，鲁王刘暧就多少有那么一丝不不甘，只是舆情被带起来后，四哥刘昉又不肯带头出击，他也同样只能选择忍一时之气，韬光养晦。

        慕容太后排黜二王的动机可以理解，手段不算高明，但终究成功了，但就此事的结果而言，一并没有让小皇帝真正掌握权柄，大汉的权力依旧由雍熙辅臣们分享着。

        二则是得罪了以赵、鲁二王为首的宗室封王们。他们虽然被封得很远，但根还在大汉，他们还姓刘，是世祖皇帝的子孙，但却被视为“外人”，这显然容易让人离心。

        而这两个结果，后者慕容太后还顾及不上，前者则有促使他进行着下一步的动作，干政成功了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在平康元年的下半年，慕容太后以皇帝名义，对慕容家族的一些子弟大加封赏提拔，基本按照年纪和辈分来授官，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很粗糙且吃相难看的手段。

        且不提慕容太后在朝中安插慕容氏子弟、门生的行为，能否真正加强皇权，巩固刘文澎的帝位，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粗暴的干政行为，也激怒了雍熙老臣们，在朝中引发诸多非议与不满。

        而这种不满，在慕容太后打算罢免张齐贤尚书令之职，推慕容德丰上位时，堆积到最高点。反噬，也由此而来。

        辅臣们的反抗，可也是有法理依据的，太后之举，干政之事另说，但其言其行，完全是在挑战太宗皇帝定下的辅政之制。虽然张齐贤论才德、威望、资历，都不足以完全压服一众公卿老臣，但他却是太宗定下的辅臣核心，如今这套机制还没运转满一年，就有人想换核心。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太宗皇帝的威严岂容区区一妇人挑衅！当然了，根本原因，还是权力之争。

        来自辅臣的反击发生在平康二年仲春，以宰相、尚书右丞、慕容氏中最清醒、最具才干的慕容德丰病逝为契机。

        生前，慕容德丰死死地维系着朝廷内部的稳定，弥合着太后与雍熙辅臣之间的矛盾，然而就在他死后不久，一场针对太后干政的政治行动展开了。

        当然，不管慕容太后此前做法有多少非议，即便抨击一个“牝鸡司晨”，她至少也是打着皇帝的名义，正统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以臣犯后，可是大不韪之事，对于雍熙辅臣而言，这个决定也不容易下，这个万难的行动还得由一个更为合适人来发起。

        有人想到了赵王，可惜刘昉根本不搭理，最终由“病愈”鲁王刘暧率一众群臣上表，进行了一场“移宫”请（逼）愿（迫）。

        一直到平康二年，慕容太后仍旧居住在坤明殿，而刘暧等人要达成的目的，就是请太后让出“凤殿”，使中宫（皇后杨氏，杨业孙女）正位，至于太后则依成例移居慈明殿。

        当然，这绝不只是的移居一座寝殿那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斩断太后干政的手，断绝其与外朝的联系，当鲁王刘暧代表宗室出面，公卿百官联合起来的时候，一个弱势的少年天子，并不能的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而移宫成功，阻止慕容太后横加干涉朝政的背后，也无形削弱了一层皇帝的权威。可以想见的是，太后说话不管用了，由她提拔起来的新晋慕容氏子弟、门生们，也在后续遭到清算，被一个个赶出朝堂。

        结果则是，大汉帝国的权柄，彻底操之于鲁王刘暧以及张齐贤、李沆等雍熙辅臣构合的一个辅臣集团中。这个集团，未必有多牢固，但在一段时间内，也确实是由他们掌舵着大汉帝国前进的方向。而经过此前的风波，皇帝对于辅臣们的影响力一度近乎于零。

        平康元年秋到二年春发生在帝国中枢上层的整场政治风波中，天子刘文澎基本只是冷眼旁观，实在是无力干预。

        但与此同时，小皇帝的内心中也悄然积攒着越来越多的不满，至少，皇叔与宰相们不该那般欺负、逼迫皇太后，那是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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